這一戰略思想的轉變，為統一中國選擇了最為簡捷的途徑。

其次，疑人照用的智者之心。

中國有一句“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古訓，用人者常說，意在傳達對被使用者十分信任的態度；被使用者常說，或出于良好的愿望，或發泄不被信任的牢騷。準確地說，使用人而不疑人必是弱智，頭腦正常的用人者，都應知人之長而用其所長，又知其缺陷而提防缺陷的惡性發作，這才是英明的用人之道，司馬昭正是這類人物的佼佼者。

先取西蜀的戰略已決，司馬昭欲任用鐘會統率主力，西曹屬邵悌勸阻道：“你怎么讓鐘會率10萬之眾去伐蜀漢？這個人是不能單獨外派擔負重任的！”司馬昭說：“我難道不知此人？蜀漢不斷地北侵，使天下民眾難以安身，今滅蜀易如反掌，而眾人都說不能討伐。人心猶豫膽怯時，既缺乏智慧又缺乏勇氣，智勇全失之人勉強派出，則只會變成敵方俘虜。鐘會與我的主張相同，今派他去，滅蜀無疑。滅蜀之后，你顧慮的那類事，他一件都辦不成。敗軍之將不可言勇再戰，亡國之人不可能復謀自主，皆因膽都嚇破的緣故。蜀漢滅亡后，劉氏遺民震驚恐慌，鐘會已不能利用；中原將士勝后思歸的心情迫切，不會與鐘會同心謀逆。他若作惡，不過是自取滅亡罷了。”

啟用鐘會擔任主將，是司馬昭經過深思熟慮作出的選擇，這不只是因鐘會伐蜀的表態踴躍，更因其軍事才能。不夸張地說，三國后期的將才中，鐘會是屈指可數的。他是東漢末年太傅鐘繇的兒子，5歲時被中護軍蔣濟見了，就贊其“非常人也”。及長，“有才數技藝而博學”，司馬師東征平定毌丘儉叛亂，鐘會就參與了最高的軍事指揮。司馬昭弟承兄業后，鐘會成為不可缺少的帷幄謀士，漂亮的壽春平叛之役，鐘會的計謀最多，因此他特別受司馬昭器重。

任命鐘會的同時，又任命了反對伐蜀的鄧艾，令其率偏師在沓中（今甘肅舟曲以西、岷縣以南）牽制姜維，這似乎與司馬昭、邵悌的談話內容相抵觸。其實不然，一方面，鄧艾是不可多得的將才，且與姜維長期作戰，熟悉對方；另一方面，沓中北邊正是鄧艾的防區，無須做大的調整就可使用；第三方面牽制是守勢作戰，無須去冒險犯難長途奔襲。

果如司馬昭所料，滅蜀之戰易如反掌，無激烈可陳。劉禪采納譙周建議，率百官開門投降，滅蜀之戰宣告結束。滅蜀的勝利，不僅是曹魏政權的軍事勝利，更是司馬昭知人善任的勝利，是敢用疑人的智者之心的流播。

最后，表現在其政治斗爭上的駕輕就熟。

“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至于誘導犯罪，然后捕殺者則是裊雄。從成都傳來捷報時，司馬昭不愿看到鐘會將自己推向萬劫不復的境地，以上善若水的胸懷，極力制止其做滅族蠢事，其用心可謂仁厚。他一邊調兵遣將，一邊請旨封鐘會為司徒，贈爵縣侯，增采邑之地萬戶人口，還將其二子封為亭侯，采邑各千戶。同時寫信給鐘會：“我擔心鄧艾不肯服罪，特派遣賈充率領萬余輕騎入斜谷，屯樂城；我自領10萬大軍駐扎長安，咱們相見的日子不遠了。”

這封措詞親切委婉、開誠布公的書信絕妙至極，堪稱政治斗爭中的書信經典。分明是斷絕鐘會掠取關中的后路，拉開準備決戰的架勢，以此警告鐘會不要心懷二志輕舉妄動，但是，卻又不予以點破，給對方留下改弦更張的機會和重新見面、和舟共濟的余地。由此，司馬昭不僅表現出杰出的軍事才能、知人善任的才能，更突現出寬厚聰敏的仁智之心。

按說，賈充、司馬昭兩支軍隊已經扼住了鐘會叛變的咽喉，鐘會如果謀反，必然成為甕中之鱉。他唯一的出路，是讓叛變陰謀胎死腹中，保全大節班師返回。然而鐘會不作此想，反而加速了叛變進程：“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漢，不失作劉備也。”

事實正如司馬昭預料的那樣，鐘會謀反后，不僅魏軍反對，連蜀漢降官降將及士兵也不支持。兵變發生后不久，鐘會及其親兵無一例外地倒在了血泊之中。

艱難中的殘忍之心

那么，如此有“仁智之心”的司馬昭，如何成為“路人所知”的野心家了呢？

在曹丕之孫、高貴鄉公曹髦登上皇帝寶座之后，皇權與軍權分置的事實已無法彌合，只能醞釀成暴力，并以暴力求得統一。曹髦對大權旁落憂心忡忡，誠如《晉書·文帝》記載：曹髦以為，司馬氏父兄三世在中樞掌握實權，政令已不由己出，更擔心將來被廢黜蒙受羞辱。于是，他一方面再封司馬昭為丞相，封爵晉公，加賜九錫（專制社會中，皇帝對大臣封官加爵到無以復加而又不得不籠絡時候，就賜給車馬、衣服、樂則、朱戶、納陛、虎賁、弓矢、鐵鉞、秬鬯等九種物品）；另一方面，又在暗地里做著奪回權力的準備。

自嘉平元年（公元249年）司馬懿發動洛陽政變，掌握了曹魏王朝的軍政大權，中經司馬師鞏固拓展，至正元元年（公元254年）司馬昭弟襲兄職，司馬氏在軍隊和政權中的基礎已相當穩固，即便皇宮也在其掌控之中。這時的皇帝曹髦，真正是外無兵將內無臣宰的光桿司令，他能做什么準備？無奈而又焦躁中，他召來自認為可靠但手無權柄的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四人一起密謀，他憤憤地說：“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其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這段話，前一句是情緒話，后一句是牛皮話，合四人之力，不過是羊入虎口耳。

王經倒冷靜，列舉了春秋時代魯昭公不能忍受季孫氏擅權，輕率地發兵，結果成為亡國之君的歷史，勸阻曹髦忍一時之憤，靜待時機。然而，激憤中的曹髦聽不進去，竟從懷中掏出早已擬好的密詔擲到地上，大�；实燮�氣說：“這個決定不能更改，即便是赴死，有何畏俱？何況未必就是死！”

秘密會議一開過，王業、王沈就向司馬昭告密了。在不知彼亦不自知的狀況下，曹髦率領皇宮僮仆數百人，鼓噪吶喊著向大將軍府殺去。中護軍賈充率兵迎擊，戰場在皇宮南門前擺開，曹髦持劍親自沖鋒。太子舍人成濟早已投靠司馬昭，見部眾懾于皇帝的威嚴欲后退時，轉頭問賈充：“形勢已十分危急，您說咋辦？”賈充縱容道：“原養你們，正為了今日；今日之事，有什么可問的？”成濟是個只知有上級，不知有法紀的二百五，一聽賈充放了口，立即拿雞毛當令箭，肆無忌憚地沖上前去，將曹髦戳得前胸透后背，一場宮廷政變遂落下帷幕。

在皇權至上的專制社會，皇帝是國家政權的象征，是民心的依附，關系著整個社會的穩定，不是想殺就可以殺的。然而，這一非常事件畢竟發生了，擺在司馬昭面前的當務之急是如何善后。從個人利益分析，天子親自向自己殺來，君臣矛盾已成水火，生死決于瞬息之間，若無人刺殺氣勢洶洶的曹髦，自己則必死無疑。但是，國內臣民受忠君思想的熏陶十分久遠，弒君是對民心的挑釁，又是十惡不赦的首罪，處理不好，會造成意想不到的內亂，自己也會成為首惡而遭到全國討伐。內亂已令人擔憂，更加之尚有東吳、西蜀兩個外敵，他們會乘機興兵犯境，造成內亂外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