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與義贊成出兵，聽了之后便委婉地說：“如果議和成功，倒是比用兵強；如果議和失敗，那早晚還得兵戎相見。”雖然高宗表面上同意陳與義的觀點，但實際上，他寧愿只擁有半個中國，生怕動兵會影響兩國“邦交”，讓他連這么一個窩囊皇帝都當不成。

　　陳與義呀陳與義，皇帝讓你當的是“內相”，你越俎代庖插手外交事務，高宗能聽你的嗎？可惜陳與義一片愛國熱忱，哪里容許國破家殘。他見高宗無意北伐，心灰意冷，以病乞退，到湖州做了一個知府。

　　此時，備嘗艱辛的陳與義對國家和社會有了全新的認識，也將他心中的愛國熱情激發出來。然而，“臣少憂國今成翁，欲起荷戟傷疲癃”（《雷雨行》），投筆從戎的壯懷，畢竟難有條件和機緣見諸行動，他只有把關懷國運的一腔熱誠，傾注于頌揚衛國、批判怯敵的詩篇之中。

　　避難還朝、僑居浙東期間，詩風大變的陳與義仍不輟吟唱。客居異鄉，也讓遠離洛陽１０余年的他不盡感傷。“洛陽城里又東風，未必桃花得似舊時紅”（《虞美人》）；“憶昔午橋橋上飲，坐中多是豪英”（《臨江仙·夜登小閣，憶洛中舊游》）……遙想年少時在洛陽城與友朋煮酒論事，如今卻歸鄉無路，美好的回憶透著悲愴，浸著凄楚。

　　再看他詠物懷鄉的名篇《牡丹》：

　　一自胡塵入漢關，十年伊洛路漫漫。

　　青墩溪畔龍鐘客，獨立東風看牡丹。

　　只可惜，就像陸游帶著“但悲不見九州同”的遺憾離開人世那樣，陳與義也沒能在有生之年再度看到家鄉的牡丹。紹興八年（公元１１３８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陳與義病逝于湖州烏墩僧舍，時年４９歲。

　　陳與義的人生就此畫上了句號，文學史上的一場爭論卻開始了。

　　四

　　陳與義到底是不是江西詩派的成員，成了宋代文學史上爭議最大的公案之一。

　　江西詩派是指北宋后期以黃庭堅為中心的詩歌流派。該派詩人以江西人居多，以杜甫為學習榜樣，崇尚瘦硬奇拗的詩風，追求字字有出處，影響遍及整個南宋詩壇，余波一直延及近代的“同光體”詩人。

　　宋徽宗時，江西派詩人呂本中作《江西詩社宗派圖》，尊黃庭堅為詩派之祖，下列陳師道等２５人，其中沒有陳與義的名字。但從南宋末期起，一些文學理論家都把陳與義劃入江西詩派。到了元代方回的《瀛奎律髓》里，陳與義更是與杜甫和黃庭堅、陳師道一起，分列江西詩派的“一祖三宗”。

　　一時爭論四起，“戰火”一直延續到近代：紀昀等清代學者支持陳與義入“贛籍”，而錢鐘書先生等人則持反對態度。目前，大多數文學史中還是將陳與義歸在江西詩派門下。一些討巧的文學史家干脆不做辨析，只是抓住他革新“江西詩風”這一點，含混地稱他為“江西詩派的改革者”。

　　其實，無論爭論的結果如何，有一點是毋庸置疑的：在兩宋之交，陳與義算得上最杰出的詩人（錢鐘書語）。他雖學杜甫、蘇軾、黃庭堅、陳師道諸家，但不拘泥于前人，銳意拓展，形成獨有的藝術風格。《宋書·本傳》說他的詩詞“體物寓興，清邃紆余，高舉橫厲，上下陶（淵明）、謝（靈運）、韋（應物）、柳（宗元）之間”，單純地把他歸為山水詩人，實在有失公允。

　　更為可貴的是，深重的民族災難和多舛的人生境遇，讓陳與義胸中的愛國熱情噴薄而出。這種熱情與他的才氣凝結在一起，形成了雄渾、沉郁的“簡齋體”。在他去世后，朱熹的叔父朱槔就用“簡齋韻”命名自己的感慨時憤之作。而南宋兩大愛國文豪則是站在他的肩頭上，發出了那個時代的最強音：翻開陸放翁的《劍南詩稿》，你可以體會出陳與義“不嫌屋漏無干處，正喜群龍洗甲兵”（《觀雨》）的壯志雄心；遍覽辛幼安的《稼軒詞》，你還可感受到陳與義“古今多少事，漁唱起三更”（《臨江仙》）的豪邁氣概。

　　這位生于洛陽的熱血男兒，用自己極富時代感的詩章，為后來的忠臣志士照亮了御敵衛國的漫漫長路……本報記者 李 喆【原標題：宋代名人大觀 陳與義：壯歌一曲伴大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