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許多國人眼里，研究中國歷史，最可靠的還是官史，官史較之稗官野史，似乎更有權威性。煌煌官史，可以是凌煙閣，可以是恥辱柱，進入凌煙閣的，都是忠臣良將，綁上恥辱柱的，都是奸臣佞吏，只要在官史上留下幾行文字，無異于蓋棺論定。然而，在《宋史·卷四百七十四》中，關于韓侂胄的史實和評價，很可存疑。本卷的列傳二百三十三，其實是奸臣專輯，其中的韓侂胄，是與蔡京、秦檜、賈似道等量齊觀的巨惡元兇。

　　韓侂胄，字節夫，南宋相州(今河南安陽)人。在寧宗一朝，曾任樞密院都承旨、平章軍國事、開府儀同三司。談到宋寧宗，不能不對其當政時的時代背景略作介紹。慶元元年(公元1195年)，即寧宗執政之初，上距北宋亡國的靖康事變已近70年，距岳飛被害也已54年。這期間，除了公元1163年宋孝宗趙昚(shèn)發動過一次失敗的符離集抗金戰事，南宋小朝廷“直把杭州作汴州”，始終做著偏安東南，茍延殘喘的“臨安夢”，趙構祖孫作為金帝國的“侄皇帝”，不僅割地稱臣，而且歲歲進貢。

　　既然韓侂胄是一個“名垂青史”的奸臣，那么，在這一特定背景下，他有哪些劣跡呢？擇其要者，主要有三，一是禁止道學，二是崇岳貶秦，三是興兵北伐。

　　先說他禁止道學。朱熹是南宋時理學的代表人物。面對國土淪陷，朝廷偏安的現狀，作為寧宗的“帝師”，朱熹整日向趙擴灌輸“天理人欲”的陳腐之說，“正心誠意”的空泛之論，并借講學之機，幾番干預朝政，終于引起皇帝的反感，認為“朱熹所言，多不可用！”從而免去了他的侍講資格。在當時的朝廷奏對中，對朱熹十分不利，理學被斥為“偽學”，稱其“依正以行邪，假義以干利”。監察御史沈繼祖彈劾朱熹有“六罪”之多。朱熹被迫上表認罪：“草茅賤士，章句腐儒，唯知偽學之傳，豈適明時之用。”承認“私敵人之財”、“納其尼女”等，且“深省昨非，細尋今是。”在此情況下，趙擴下詔：“偽學之黨，勿除在內差遣”，撤銷了朱熹之職務，其門徒也如鳥獸散。這一事件，史稱“慶元黨案”。即使從《宋史》所載，此一事件之決策，似乎以寧宗為主導。

　　次說崇岳貶秦。對岳飛、秦檜的評價，一直是南宋戰、和兩派爭論的焦點。公元1141年，岳飛被趙構、秦檜迫害冤死獄中。孝宗一朝，才為岳飛平反昭雪，追復原官，并加謚武穆，但并未清算秦檜的罪行。公元1204年即寧宗嘉泰四年，韓侂胄主政，南宋朝廷追封岳飛為鄂王，從政治上予其高度褒獎。秦檜是在害死岳飛14年后才壽終正寢的，高宗趙構竟然加封他為申王，謚忠獻。寧宗開禧二年(公元1206年)，在韓侂胄的主持下，朝廷正式作出決定，削去秦檜的王爵，并把謚號改為繆丑(荒謬、丑惡)。貶秦的制詞說：“一日縱敵，遂貽數世之憂。百年為墟，誰任諸人之責？”一時傳誦，大快人心。韓侂胄的崇岳貶秦，大大鼓舞了主戰派的士氣，沉重打擊了投降、妥協勢力，為北上抗金做了輿論準備。

　　再說興兵北伐。韓侂胄主政后，朝廷中被排斥的主戰官員得到起用，一直投閑置散、已是桑榆晚景的著名愛國志士辛棄疾、陸游重新進入朝廷視野。為了建立北伐的“統一戰線”，朝廷對遭到整肅的道學人士采取了馳禁政策。韓侂胄更是置生死于度外，并“輸家財二十萬以助軍”。應當說，在北伐決策過程中，韓侂胄在政治上的準備是充分的。趙宋朝廷南渡以來，由于長期偏安，文恬武嬉，不思恢復，以致武備不整，人才盡失，因此，此次北伐在軍事準備上并不充分，戰略上也有可資檢討之處。雖然戰爭開始階段取得了局部勝利，但由于以上原因，特別是身處四川前線的指揮官吳曦和安丙，或叛變投敵，或鉤心斗角，使得敵軍得以全力攻淮，這次洗雪國恥、恢復中原的努力，終于功虧一簣。

　　韓侂胄的結局是悲慘的。南宋兵敗之后，韓侂胄不僅被史彌遠陰謀暗殺，而且將其頭顱送給敵國“函首傳邊”。史彌遠掌控朝廷大權后，不僅對外推行投降乞和政策，而且恢復了秦檜的申王、忠獻“待遇”，并與金國訂立了更加屈辱的“嘉定和議”。人們不解的是：在《宋史》中，賣國求榮、追捧秦檜的史彌遠不是奸臣，而志在恢復、舉兵抗金的韓侂胄倒成了奸臣？《宋史》的修撰者，若非抄襲史彌遠改篡之史料，就是元代理學信徒之所為。誠如近代史學家鄧之誠所說，韓侂胄并“不盡如宋史所詆”，說韓侂胄是權奸誤國，“不免門戶道學之見。”(《中華二千年史》)由此可見，理學之殺人，豈僅“存天理，滅人欲”，此亦顯例之一。其實在當時，著名詞人周密就曾提出異議，韓侂胄“身殞之后，眾惡歸焉；然其間是非，亦未盡然。”(《齊東野語》)在韓侂胄這里，“勝敗乃兵家常事”沒人提了，“不以成敗論英雄”不適用了，《宋史》的修撰者竟然污蔑韓侂胄北伐抗金的動機系欲“立蓋世功名以自固”，真是誅心之論。由此韓侂胄為奸臣，實在是被歪曲了的歷史，應該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了。（安立志）【原標題：韓侂胄——《宋史》中的一縷冤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