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成立后，統治者較為重視社會的濟貧救困，“水旱、蝗螟、饑疫之災，治世所不能免，然必有以待之，《周官》‘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是也。宋之為治，一本于仁厚，凡振貧恤患之意，視前代尤為切至。”北宋初沿襲唐制，在東京開封設立了東西福田院，用以收容老疾孤窮丐者。雖然設立了福田院這種慈善機構，但只是在京師才有，并未在全國各地推行。蔡京執政后對慈善事業很熱衷，在他的推動下，開始在全國范圍內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社會救濟體系。這套社會救濟體系包括三個方面：居養院、安濟坊和漏澤園。據《宋史》記載-“崇寧初，蔡京當國，置居養院、安濟坊。給常平米，厚至數倍。差官卒充使令，置火頭，具飲膳，給以袖衣絮被。……三年，又置漏澤院。”

    居養院名稱的由來源于淮東提舉司的建言，崇寧五年（1106）十月詔曰：“京西北路提舉司申請以居養院稱呼，詔依所申，以居養院為名，諸路準此。”居養院在崇寧年間推行于全國，主要用于收容貧民及無依無靠的老人。居養院雖然是在蔡京執政時期設立，但有關居養業的規定早在哲宗時期就己出現，在元符元年十月，“詳定一司敕令所言：鰥寡孤獨貧乏不得自存者，知州、通判、縣令、佐驗實，官為居養之，疾病者仍給醫藥。”g雖然己有規定，但居養制在宋哲宗時期仍未在全國推開，也沒有居養院這一名稱，其影響自然也很小。崇寧初居養院僅設于外州，京師開封不設，崇寧四年方依外州法增設。崇寧五年，又詔：“城寨鎮市戶及千以上有知監者，俱仿州縣例置居養院--”從詔書中可以看出，不僅州縣設有居養院。一些規模較大的城泰鎮市也要求設立居養院。除了將居養院推行至全國，徽宗時期對居養院的救濟對象也有所放寬。哲宗時期，居養院的救濟對象主要是“鰥寡孤獨貧乏不能自存者”，崇寧四年（1105）規定“非鰥寡孤獨而癃老廢疾委是貧乏不能自存者”也可以收容。至此，居養制在徽宗朝發展到頂峰。

    安濟坊設立于崇寧元年（1102），主要是對患病的貧民給以救治的機構。同居養院一樣，安濟坊的設立也是先諸路而后京師。崇寧四年十月六日（1105），宋徽宗下詔曰：“京師根本之地，王化所在，鰥寡孤獨與貧而無告者每患居養之法施于四海而未及京師，殆失自近及遠之意。今京師雖有福田院，所養之數未廣，隆寒盛暑，窮而無告及疾病者或失其所，聯甚憫焉。可令開封府依外州法居養鰥寡孤獨，及置安濟坊以稱朕意。”同時還規定，戶數上千的城鎮都要設安濟坊，凡所屬境內臥病無依者，都可送至安濟坊醫治。

    居養院和安濟坊解決的是生前的衣食住行和疾病治療問題，漏澤園則解決死后的安葬問題。漏澤園實為一種官辦公墓制，即政府將死而無葬的貧者和戰死士兵加以安葬。漏澤園之法最早起于元豐時期，神宗元豐二年，曾沼令在開封府置官地以收葬尸骸。崇寧三年（1104）二月，蔡京上書建言：“州縣有貧無以葬或客死暴露者，甚可傷惻。昨元豐中，神宗皇帝嘗詔府界以官地收葬枯骨。今欲推廣先志，擇高曠不毛之地置漏澤園。”宋徽宗同意了這一建議，并于當月頒布詔令設立漏澤園。關于漏澤園的管理，宋政府也做了詳備的規定，如對尸體掩埋的標準、漏澤園的監督措施都有明文規定：“置籍，瘞人并深三尺，毋令暴露，監司巡歷檢察。”這樣，宋代政府的助葬措施在徽宗時期形成定制。漏澤園制度不僅符合中國傳統文化中“死者入土為安”的思想，對生者也是一大安慰。

    綜上所述，在蔡京執政時期，北宋確立了一套完整的社會救濟制度，慈善救濟事業達到了頂峰。蔡京的慈善改革，不同于前幾項改革，其功利色彩要小很多，具有深遠的社會歷史意義。本文摘自：《蔡京經濟思想與經濟實踐研究》，作者：郭靜【原標題：宋徽宗時代救濟制度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