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出小屯時，董作賓很擔心發掘成功的消息傳出后，引發新的盜掘狂潮，即致函省政府和安陽縣政府，說明暫停發掘，請注意保護，嚴禁私人挖掘。又通過村長告知村民，偶然得到甲骨，不可賣給文物販子，可通知安陽中學、彰德高中校長代為收購。

　　回到開封后，他集中精力撰寫發掘報告和《新獲卜辭寫本》，李濟曾稱贊這些論著“為我們在殷墟的繼續發掘，奠定了理論上的基礎”。

　　借“大龜四版”成為甲骨學宗師

　　殷墟第一次發掘后，傅斯年看到大有可為，即廣攬英才，擴大考古組規模，李濟、郭寶鈞、梁思永等先后進入該組。

　　李濟1911年考入留美預科學校清華學堂，1918年官費留美，先后攻讀心理學和人類學，1922年獲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他被傅斯年聘為考古組主任，長期負責安陽殷墟考古工作，在殷墟成長為世界級大學者，有人尊其為“中國考古學之父”。

　　郭寶鈞1922年畢業于北師大，與董作賓是私塾同學、莫逆之交。他協助董作賓進行殷墟第一次發掘后，愛上了這一行，曾在殷墟率先采用大面積翻的方法，研究遺址層位關系和平面分布情況。他后來成就粲然，成為著名考古學家。

　　梁思永是梁啟超次子、梁思成之弟，畢業于哈佛大學考古學專業，是史語所第一位受過西方考古專業培訓的大將。在殷墟西北岡發掘中，考定了仰韶、龍山和商文化的相對年代關系。

　　除這幾位外，史語所考古組還招收了一些青年才俊，他們大多是在校或剛畢業的大學生，最終也都成長為杰出的學者，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石璋如、尹達、胡厚宣等“殷墟考古十兄弟”。

　　從1928年到1937年，李濟、董作賓、郭寶鈞、梁思永分別主持了15次發掘，發掘內容從單純的挖甲骨，發展到對其他器物及殷商都城遺址的科學發掘，收獲十分豐富，基本上弄清楚了殷墟的建筑布局和城市結構，為中國上古史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實物資料。

　　第二次發掘時，李濟與董作賓曾有一個“君子協定”：發掘所得甲骨文，由董作賓研究；其他所有器物，由李濟研究。15次發掘共獲2萬多片有字甲骨，其中不乏“大龜四版”、“大龜七版”等珍品。這些通過科學發掘所得的甲骨，有明確的坑位和同出的器物，并絕對排除了偽片。借助這些珍貴的資料，董作賓寫出《甲骨文斷代研究例》、《殷歷譜》等名作，成長為一代甲骨學宗師。記者姚偉通訊員饒海虹文圖【原標題：最草根大學者董作賓：挖下殷墟考古第一鏟黃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