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著名金石學家、大清國子監(jiān)祭酒王懿榮發(fā)現(xiàn)所食藥物中的龍骨一味,原是龜版,上面竟然有契刻文字,于是“一片甲骨驚天下”,過去不名一文的殘骨朽片頓成吉光片羽。經(jīng)過一代學人前仆后繼、嘔心瀝血、刻苦研究、深味默識,一門新興的國學——甲骨學蔚然而起。
董作賓先生在《甲骨學五十年》中說:“我生在光緒乙未,比起甲骨學要大他四歲……人到了五十以上,已算上是老了,可是甲骨學五十年卻并不算老,他不過像一個知識初開的幼童。他的誕生與長養(yǎng),我這位忝居老大哥的約略知道一些,至少我和他有五分之三的時間發(fā)生過密切聯(lián)系的。”
如今,又是半個多世紀過去了,甲骨學的研究者,也越來越多,連我這樣的后生小子也在前輩們的感召之下,踏入此門,開始了甲骨文的學習與研究。前修未密,后出轉(zhuǎn)精,甲骨文的研究正是因為“薪盡火傳”的承續(xù),一步步地走向輝煌。
但后之學者,不應(yīng)該忘記前賢們踏破荊棘、勇于創(chuàng)新的開拓精神,更不應(yīng)該忘記那些甲骨學大師的精勤考辨、踵繼步武,是他們使甲骨“幼童”“知識初開”,成為如今世界性的國際化“顯學”。為此學術(shù)界常有“甲骨四堂”(“堂堂堂堂,郭董羅王”)的美譽,而其中唯有董彥堂先生是我們的河南老鄉(xiāng)。
今天這個日子,似乎沒有鮮花,沒有掌聲,也幾乎沒有人提起這樣一位河南學子。作為一個景仰董先生的晚輩,同時也是甲骨后學,我斗膽利用手中的“公權(quán)”,來滿足一下自己的“私欲”,紀念這個值得紀念的日子。
原清華大學校長曹云祥曾說:大學者,非大樓之謂也,大師之謂也。而我想,所謂“厚重河南”,也需要有像董作賓先生這樣的大師來充實,才能更顯其深沉博大、燦爛輝煌。
董氏祖籍在楊門自此踏向考察路
站在溫縣解放路中段的蘇苑大門前,我看到蘇苑圍墻上所刻的溫縣名人譜。其中有孔子的弟子卜子夏,太極拳名家陳王庭,還有甲骨大師——董作賓!
在我記憶里,董先生是南陽人,怎么會突然“跑”到溫縣,變成了焦作人?莫非又是像諸葛臥龍一樣,襄陽與南陽兩地爭搶名人,至今還鬧得不亦樂乎?
因為自己正在學習甲骨文字學,所以對作為甲骨前輩的董作賓有一種莫名的親近感,于是我就向陪同采訪的溫縣宣傳部工作人員詢問,看她一臉迷茫的樣子,我知道問錯了對象,只好自己查看墻上刻寫的董作賓小傳。
從小傳中得知,董作賓祖籍溫縣董楊門村,村里還建有“董作賓先生紀念館”。董作賓自輯的影記《平廬影譜》中也有如下記述:“董杰卿先生(董作賓之父)諱士魁,世居溫縣董楊門村……同治、光緒間,杰卿只身游南陽,家焉。”
《平廬影譜》還載有南陽名士、國民政府時期任河南博物院院長的張嘉謀(字仲孚)先生為董作賓先生的母親王太夫人65歲所作的壽贊,其中說道:“是歲(1928年)夏,從彥堂自洛之安陽,便道過溫,問所謂董楊門者,在城西可十里。溫有七楊門,姓別為村,董氏居其一。彥堂祖宅東偏,宅前皂莢盤礴,蔭半畝,數(shù)百年之物也。新令既廢廟祀,乃延同祖一房于樹下攝影,出所攜贈長幼。”
就是這次,董作賓在老家逗留了三天,然后就走上了初次赴安陽的考察甲骨之路。
傅斯年慧眼識才董作賓初到貴地
自1899年王懿榮發(fā)現(xiàn)甲骨文以后,立即在國內(nèi)外引起轟動,曾引起了近30年的大規(guī)模私人盜掘。滿清政府疲于應(yīng)付內(nèi)外的交困,根本無暇也沒有能力顧及國之瑰寶——甲骨文的保護與研究。一時間,京津滬的文人墨客、上流人等,無不言必甲骨、話必契刻。為此,他們跑遍了藥店,也買遍了北京琉璃廠的古董店,在幾無所獲之后,就盯住古董商搜求。古董商為了囤積居奇,賺取更大的利益,便大肆宣傳說,安陽小屯早已沒有甲骨出土了。
當時社會上的名流,也競相附庸風雅,似乎自己沒有收藏幾片甲骨,就不是文化人一樣。上海灘上就有這樣一個人物,那就是收藏甲骨兩萬八千多片的劉體智。雖然他稱得上是一個收藏大家,但是,劉體智到底還是一個字也不認識,還得求別人幫助。
小屯村里,由于時常有古董商坐催,農(nóng)民也都大肆進行盜掘。挖來挖去,把個好端端的耕地戳得盡是窟窿。有的農(nóng)民挖出了甲骨,結(jié)果,地主找上門來說地是他們家的。有的因為挖甲骨,地洞塌方出了人命。一來二去的,有的甚至打起了官司。同時,大肆的盜掘也毀壞了不少文物。
在中國的外國傳教士,他們中不少人接受過新學,手頭銀子又多,便瘋狂地掠奪中國的寶物,繼而造成這一文化瑰寶流失海外。因此,20世紀20年代,就有不少有識之士強烈呼吁政府采取得力措施,保護國寶。
恰巧,1928年成立的以“擴張研究的材料”、“擴張研究的工具”為宗旨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后簡稱“史語所”)也意識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和必要性。更重要的是,史語所有頭腦的領(lǐng)導(dǎo)者還看到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于是,他們便勇敢地承擔起了保護甲骨文的重任,并以此作為史語所建所之后的第一項實際工作。
作為了解“現(xiàn)代考古學和科學技術(shù)的少有的幾個天才人物之一”的傅斯年,以其慧眼卓識,選中剛剛30歲出頭的董作賓,派他到聞名已久的甲骨文出土地安陽進行調(diào)查,了解殷墟地下的甲骨是否真如已是甲骨學大師的羅振玉所說“寶藏一空”。
傅斯年的選擇在后來的李濟等人看來是非常正確的,并非科班出身的董作賓,在當時是“五四運動”的天然追隨者,富有新思想并急于為自己的研究搜集資料。而且“董是河南人,這在許多方面都將有利于他的工作;再者他頭腦靈活,但并非傳統(tǒng)意義上的古物家”。
可是,時間已經(jīng)過去將近30年了,安陽小屯的地下還有甲骨文嗎?這片殷墟遺址上還有科學發(fā)掘的可能嗎?于是,史語所就派董作賓來打打前站。也就是在這次考察中,從洛陽到安陽,董作賓借道溫縣董楊門村探訪了一下家鄉(xiāng)親友。
1928年8月,董作賓乘上京漢鐵路火車,風風火火地趕到安陽。站在簡陋的站臺上,董作賓四下看了看,一片破舊,一派蒼涼。此時,董作賓大約也沒有想到,他的這趟安陽之行,把自己的命運與殷墟緊緊地聯(lián)系在一起了。
遵古齋遇藍葆光小屯村內(nèi)拾甲骨
身負重任的董作賓到達安陽(當時稱彰德)后,按照他早已考慮好的工作方案,決定首先向當?shù)氐奈幕肆私馇闆r。因此,一下火車,董作賓就直奔彰德十一中學而去。
彰德十一中學,其前身為安陽中學。安陽中學的所在,即是宋代名相、安陽籍人氏韓琦的晝錦堂。我國近代著名的史學家、考古學家徐旭生曾在這里教授過算學和法語,之后,他留學法國,回國后曾擔任北京大學教務(wù)長,北京師范大學校長。
彰德十一中學校長名叫張尚德。張校長小時候就聽祖父說過,安陽小屯地下有龜版,這龜版是神物,能知兇吉,上面還有古老的文字,因此他曾“偕學生旅行其處(指殷墟小屯村),見無字之骨片,田間多有。以木枝向地下掘之,即得有字者”。當?shù)弥髻e來詢問甲骨文的情況,于是張尚德打開了話匣子,聽得董作賓雙目放光。他們約好一起去小屯踏訪。
接著,董作賓又向安陽城內(nèi)的古董商進行調(diào)查,但作為“近水樓臺先得月”的他們,卻不愿向董作賓吐露真情。后來,董作賓在彰德古城的鐘樓東找到了“遵古齋”,店里的王掌柜表示愿意幫忙“代為搜求”。
王掌柜名叫王嘉瑞,是本地名門望族,城里鄉(xiāng)下都有房產(chǎn)。他的哥哥王嘉祥在弟兄幾個里面讀的書最多,平時也愛收集個古玩什么的,在彰德城里,凡有個古畫、瓷瓶、銅器的,都愛找他鑒定。自從鄉(xiāng)下出了甲骨文,來安陽的古董商自然多了起來,遵古齋也就應(yīng)運而生。這幾年,南北四京(南京、北京、西京長安、東都洛陽)的古董商沒少在安陽落腳,遵古齋也就成了他們商討買賣的好地方。于是,王嘉祥親自出馬下鄉(xiāng)收購,王嘉瑞就成了掌柜的。
董作賓見了王嘉瑞,問得極為詳細,王嘉瑞也竭盡全力,有問必答。通過王嘉瑞,董作賓認識了“真正的天才”河北人藍葆光。以刻偽片而聞名的藍葆光知道董作賓的身份以后,鄭重地送了一片自己刻的完整的龜腹甲給他。董作賓接過這塊假造的龜版看看,只見其背后的鉆灼都是原來的。只是原來的龜版上刻的文字較少,藍葆光又加刻了許多而已。不過,藍葆光的“手藝”也只能糊弄一點也不懂的人罷了,因為他不懂甲骨文文例,刻的卜辭也就牛頭不對馬嘴。
在一個秋高氣爽的晴空麗日,董作賓與張尚德一同前往小屯。兩人繞過一家家農(nóng)戶房宅之間的窄狹的曲徑,穿過村子,眼前豁然開朗,遠遠就望見一里開外的洹河。董作賓聽村人七嘴八舌地講了二三十年來挖寶的情況,又獨自沿著洹河西去。走了一會兒,他看見地上一個白點子,低下頭去摳了出來,原來是一塊刻字甲骨!一路上,他竟得到大大小小十幾片甲骨,當然,都是些碎片,上面的文字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