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平廬影譜》稱：“溫有七楊門，姓別為村，董氏居其一。”據傳，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北遼入侵宋境（今山西省與河南省交界處），宋真宗派楊家將駐守于此。楊門諸將分據各點，安營扎寨，故曰楊門。除董楊門外，還有卜楊門、鄭楊門等等，七楊門皆屬林肇鄉。

　　我們首先進入卜楊門村，也就是卜商卜子夏的故里。《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第七》說：“卜商，字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文王師。”正是這位子夏，“序《詩》傳《易》”，在紛紛擾擾的春秋時代，將孔子的學說傳承下去并發揚光大。而像李悝、吳起等兵學名家，據說都是子夏的弟子。

　　再往北行，就是董楊門村。當我們向一位村民問起“董作賓先生紀念館”時，他先是愣了一下，然后滿臉笑意，帶我們來到街心一座高門大院前，指著它說：“這就是紀念館。

    ”“紀念館”中空無物故居亦欲變“新居”

　　順著他手指的方向，我看到門樓正中“董氏祠堂”的匾額，不禁呆了一呆。大門上了鎖，門樓下一群人正在打牌，看到我們幾個人到來，人群“哄”地散開了。指點我們的村民趕快給我們解釋說，這里本來是做“董作賓先生紀念館”的，但后來因為董氏族人不太愿意捐助，只好把這里變成了“董氏祠堂”。

　　管理這個“董氏祠堂”的人名叫董俐，見我們來采訪，很是興奮，他說自己正準備為董先生的110周年誕辰紀念做些什么，我們的采訪真是太及時了。看著打開門后空蕩蕩的三間祠堂，我很為所謂“紀念館”名不副實而憤懣，仿佛自己受到了愚弄。

　　董俐對我說，本來屋內墻上張掛著一些自己搜集到的關于董作賓的紀念品，但由于這里經常沒人，害怕被人偷盜或破壞，他最后還是把那些東西都放在家里了。

　　我們在董俐的帶領下，來到董氏故居。這個故居已經被分成兩家，一邊蓋起了新房，另一邊仍是小小的院落，已很破敗，里面的四合院中有狹窄的天井。穿過天井，來到前院，據稱是“可蔭半畝”的皂莢樹早已不見蹤跡，只留下一堆磚頭瓦塊和半院子的荊棘灌木，荒涼的感覺油然而生。

　　在董俐家中，我看到了“董作賓紀念館”的藏品，全是董作賓及相關作品的復制品或拓片之類，沒有所謂真本、手跡等等。看得出來，這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董俐的個人愛好，自己收集整理的。

　　走在董楊門村的大街上，時常可以看到村民門口龍飛鳳舞的大對聯，書體不同，風格各異，有許多還頗有味道，令人贊嘆。董俐本人也頗好書法，也許是受董作賓的影響，他特別喜歡甲骨書體，他的幾幅作品亦頗見功力。看來，長秀說這里文化氣息濃郁，確不為過。

    分期斷代劃時代護送國寶瀝心血

　　董作賓將殷墟科學發掘所得有字甲骨輯為《殷墟文字甲編》和《殷墟文字乙編》。《甲編》收錄甲骨文3938片，《乙編》收錄9105片，總計13043片，囊括了全部科學發掘所得甲骨文的精華。

　　因為上海、香港接連淪陷，《殷墟文字甲編》的出版兩次夭折。直到抗戰勝利后的1948年，歷盡波折的《殷墟文字甲編》終于問世。殷墟發掘的出土的甲骨文，早已成為眾所矚目的研究資料，而早已聲言出版的《殷墟文字甲編》，從1936年開始印刷，一直“拖”到1948年，才與世人相見，于是就有人指責董作賓等發掘者欲將此“秘藏櫝中”，僅供自己研究，成為個人專利。還有人批評董作賓等人“包而不辦”，辦事拖沓，不負責任等，寬容的董作賓并未以種種理由反駁，而是矢志不移地為《殷墟文字甲編》的出版奔波操勞，終于以此書的問世應答了來自各方的責難。他在《殷墟文字甲編》的自序中，實事求是地道出了苦衷，他相信事實可以將一切流言掃清。

　　李濟在《南陽董作賓先生與近代考古學》中說：“我看過能像董作賓先生這樣尋問題尋得緊，抓題目抓得牢，又能想辦法去解決他所抓問題的人很少。”他舉例子說，董作賓在北京的時候，常到藥鋪里買龜版，試驗鉆灼的過程。有一天，董作賓問李濟：“卜卦的卜字聲音是從哪里來的？”然后就拿一塊鉆鑿好的龜版，用香在鉆痕旁燒灼，突然聽到一聲清脆的爆炸，聲音就像“卜”，再看龜背，已出現“聽到了”的“卜”形裂痕。董作賓解釋說，“卜”的原始字形，完全是摹寫鉆灼的兆象。

　　由于親自參加殷墟科學發掘的實踐，董作賓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資料，再加上這種親力親為的試驗方法及廣泛系聯的思維模式，使他在甲骨學研究上取得了突破性進展。1933年他發表《甲骨文斷代研究例》這一甲骨學史上劃時代的名著，提出了甲骨文的分期斷代學說，這是他對甲骨學研究最大的貢獻。他用十項標準把原來混沌一團、時間長達270余年的殷墟甲骨分為盤庚至帝辛前后五期，從而大大提高了甲骨文的史料價值，有力地推動了殷商歷史的研究，并把甲骨學研究推向一個全新的階段。如今當代學者在甲骨的分期斷代方面又先后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這大抵也是在董先生的研究基礎上而發展起來的。

　　1934年開始至1943年，董作賓先生還進行了我國古代年代學的研究，用十年的工夫完成了鴻篇巨制《殷歷譜》。他提出了自己解決殷周年年代問題的重要學說。此外，董作賓對甲骨學的自身規律諸如甲骨的整治與占卜、甲骨文例，綴合與復原、辨假識偽等方面，也都進行了深入細致的研究并取得卓越成果。

　　1937年,“七七事變”開始前，董作賓在南京，后“抗戰軍興，史語所遷長沙，再遷桂林”。1938年，史語所由桂林取道越南，遷至昆明。這一段歷程，讓我想起了前段時間熱播的電視連續劇《國寶》。

　　董作賓等人在抗戰的艱苦日子里，輾轉南北，顛沛流離，保護著從殷墟發掘出來的珍貴甲骨，歷盡劫難，縱貫半個中國，終使“國寶”平安。1948年，國民黨潰退，同樣的情形再次上演。董作賓與李濟等人護送甲骨到達臺灣，其中的艱辛與酸澀，又如何言說？

    十年神交始相見詩文相和佳話傳

　　“堂堂堂堂，郭董羅王”，指的是四位著名的甲骨學大師級人物，他們是鼎堂郭沫若、彥堂董作賓、雪堂羅振玉、觀堂王國維。四人都為甲骨學研究做出了劃時代的不朽貢獻。四人中，羅振玉與王國維是師生關系，而董作賓也曾于1922年進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隨王國維學習古文字學，與王國維也屬師生關系。郭沫若則是于1927年大革命失敗以后，蟄居日本千葉縣，開始研究甲骨文的。王國維、羅振玉作古之后，“甲骨四堂”中僅余董、郭二人，但二人交好與交惡的過程耐人尋味。

　　1942年是我國抗戰最艱苦的日子，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遷至四川宜賓南溪鎮李莊栗峰山村。有一次，董作賓專程到重慶拜訪郭沫若，神交多年的兩人始得會面。郭沫若欣喜異常，兩人促膝長談，敘新話舊，交流學術。郭沫若當即設宴款待董作賓，宴后潑墨揮毫，賦詩相贈：

　　卜辭屢載征尸方，

　　帝乙帝辛費考量。

　　萬嘴千牛推索遍，

　　獨君功力邁觀堂。

　　后來，董作賓先生作《跋鼎堂作絕句》，盛贊二人之間的友誼，并稱：“昔疑古玄同（即錢玄同）創為‘甲骨四堂’之說，立廠（即唐蘭）和之，有‘雪堂導夫先路，觀堂繼以考史，彥堂區其時代，鼎堂發其辭例’之目，著在篇章，膾炙學人。今者，觀堂墓木盈拱，雪堂老死偽滿，惟彥堂與鼎堂，猶崛然并存于人世，以掙扎度此偉大之時代。三十一年春，訪沫若于渝，十年神交，握手言歡。彼方屏置古學，主盟文壇，從事抗建之役，余則抱殘守缺，絕學自珍，一生事業，其將以枯龜朽骨之鉆研而為余之止境乎？興念及此，擱筆太息！”

　　董先生長嘆一聲，而我寫到此時也“一聲嘆息”，若是二位大師能夠皆如此時之恭謙禮讓，也可為甲骨學史平添一段佳話。只是時空變換，人間滄桑，世事又怎能皆如人愿？

    交惡何曾為政見書生重名惜羽毛

　　1948年中央研究院選舉第一批院士，這是當時科學文化界的最高榮譽。人文組二十八名院士，考古界占了四名。順序是董作賓、李濟、梁思永、郭沫若。董作賓與李濟一直認為，郭沫若是一個橫貫多學科、才華橫溢的才子，在考古學上的學識造詣也是很高的。雖不似前三位從事過田野發掘工作，但考古院士應有其一席。

　　他寫信給胡適說：“春間中研院邀院士，您必出席，關于考古學方面，希望您選（梁）思永或（郭）沫若，我愿放棄，因為思永兄病中，應給他一點安慰，沫若是外人，以昭大公，這事早想托您。”要把位置讓給郭沫若。

　　自古文人相輕，或者說學人對“名”都看得很重，郭沫若對排名在董作賓、李濟等人之后，而且還是被人爭取得來，相當不滿。他給中央研究院院士楊樹達寫信說：“董某妄人耳，其說未可盡信也。”如果郭沫若一貫不認可董作賓，也就算了，那只能說明董作賓寬宏大量，或者說郭沫若堅持原則。可惜楊先生記憶力很好，馬上想起：“記《卜辭通纂》曾言讀董斷代研究例，拍案叫絕，今乃斥為妄人，鼎堂真妙人哉。”

　　向上追溯到1929年年底，當時董作賓、李濟在殷墟發現了著名的“大龜四版”，龜版上刻滿了殷商時代的占卜文字。郭沫若流亡日本，正編寫他的《卜辭通纂》一書，得知消息，立即去信史語所，懇求一觀全份拓片，以為參考。

　　經傅斯年和董作賓同意，并同情郭沫若（當時郭沫若正受到通緝）的處境，以最快速度將全份拓片寄去，并特意說明此拓片尚未發表，謹慎處之。郭沫若收到后立即私自將拓片編入他的《卜辭通纂》，并在已交付印刷后才告之史語所。董作賓、李濟等頗為尷尬，考慮到他是在研究學問，只是在非正式的場合告訴郭沫若，他這樣做是不對的。

　　1948年年底，董作賓來到臺灣，任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兼臺灣大學教授。郭沫若北上北平，參加了新中國的籌建。一灣淺淺的海峽，隔斷了兩岸的交流，似乎也將兩人隔成陌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