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祥琬 中國應用物理學家、中國工程院院士。1938年生，河南開封人。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員、高級科學顧問。1964年畢業于前蘇聯莫斯科工程物理學院，是我國優秀的核武器物理學家，主持了核試驗診斷理論和中子學系統性創新性研究，為我國核試驗和新一代核武器研制的成功做出了重要貢獻，是核武器中子學與核試驗診斷理論領域的開拓者之一。1987年任國家863計劃激光技術主題專家組成員兼秘書長，1991年任首席科學家，是我國新型強激光技術研究的開創者之一，使我國在這一創新高科技領域進入世界先進行列。1997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能源與礦業工程學部院士。2002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副院長。2005年起任國家能源領導小組專家委員會成員。

    從中國工程院副院長杜祥琬院士的辦公室窗口望出去，古老的北京德勝門城樓和現代化的立交橋，和諧地交織在一起。辦公室不大，辦公桌前兩三步遠的地方，擺放著幾個沙發，沙發后是潔凈整齊的書柜。桌后的整面墻上，掛著中國地圖和世界地圖，桌上有一面小巧精致的五星紅旗。窗外車水馬龍的繁華街景，與室內的寧靜質樸形成了水流山靜樣的對比。

　　如果不是去中國工程院之前讀過一些有關杜祥琬的資料，我不可能想象面前的他是一位年屆七旬的老人。杜祥琬沉穩、謙和，充滿熱情與活力，談起數十年前的往事，他都記憶清晰。在他平靜而飽含深情的講述中，杜祥琬七十年平凡而壯麗的人生展現在我的眼前。

父親

　　杜祥琬的生活軌跡，在數十年的科學生涯中，有過幾次重大的轉折，從核武器到強激光，再到他在中國工程院副院長任上從事能源發展戰略咨詢研究，都是關切到國家重大利益和發展戰略的高科技。就像這所有的研究都離不開數學一樣，在杜祥琬生活軌跡的起點上，佇立著一位杰出而平凡的數學家，他的父親杜孟模。

　　杜孟模上個世紀30年代初從北京大學數學系畢業后，回到家鄉，在開封高中任教。抗戰爆發后，迫于時局，開封高中遷到河南南陽石佛寺繼續辦學。杜祥琬出生在南陽，因南陽產玉名琬玉，父親以其為名。抗戰勝利后杜家回到開封，杜祥琬正好到了入學的年齡。

　　在杜祥琬少年時的記憶中，父親和數學給他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我從上中學起，父親的數學參考書對我有很大幫助。”那時，父親給學生改卷子時，杜祥琬就注意到，許多卷子是用英語做的，中學數學中就已經有微積分。“我曾經半夜里被父親吵醒，原來他在說夢話，是在講課，講函數最大值最小值的條件，和一階導數二階導數的關系，這是我后來學高等數學才明白的。”

　　后來在開封高中上學時，杜祥琬時常讀到一本前蘇聯雜志《知識就是力量》，因而對天文學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他知道天文學是離不開數學的，對數學也很有興趣，但那時，他最想學的還是天文學，高中畢業時報考了當時全國大學中唯一的天文學系南京大學天文學系。

轉折

　　國家的需要第一次改變了杜祥琬的生活軌跡。

　　1956年，杜祥琬高中畢業，被選為留蘇預備生，學習了一年俄語，但因中蘇關系發生變化，一年后，杜祥琬走進了父親的母校北京大學，在數學力學系學習。及至1959年，在著名物理學家錢三強的積極推動下，30名優秀中國學生到前蘇聯留學，杜祥琬進入莫斯科工程物理學院學習原子能，組織上為他選擇了理論核物理專業。

　　當時，中國大使館給學習理論核物理的同學轉達過一點國內的希望：注意學好中子在宏觀介質中的輸運。“中子和輸運我懂，但干嘛用的，那時并不知道。”這對杜祥琬來說是一個謎。就連同班的蘇聯同學也不屑地說，你學習原子核物理這么高精的科學回到中國有什么事可干？

　　但在答辯畢業論文的前一天深夜，杜祥琬從廣播中聽到莫斯科電臺播出的中國原子彈試驗成功的消息，他才知道，國內已經在搞核試驗了，五年來在學海書山中孜孜以求的科學道路，一下子在他的面前變得格外寬廣了。就在這一年，26歲的青年才俊杜祥琬從蘇聯回國，被分配到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理論部，在這個中國核武器研究的龍頭部門參與核武器的研究，給他的任務是參加氫彈原理的突破。

集體

　　正是在這里，杜祥琬受到王淦昌、朱光亞、彭桓武、鄧稼先、周光召、于敏等一批一流科學家的教誨和指導，為他后來長期從事的中子學精確化研究、核試驗診斷研究等工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中子學精確化研究是核武器小型化和精密化的基礎，是新一代核武器設計與試驗成功的重要保證。但當時，由于蘇美等核國家對我國實行嚴密封鎖，沒有任何外部資料和信息可以參考借鑒，全所上下群策群力打響了攻堅戰。1966年底，杜祥琬和兩個青年科學家組成的熱測試理論組，帶著預先估算的理論數據赴基地進行試驗，獲得成功，被當時的新聞公報平靜地稱為“一次新的核試驗”。實際上，這次核試驗是我國掌握氫彈的實際標志。

　　作為核試驗診斷理論研究的負責人，杜祥琬帶領著同事們不斷進取，開拓創新，使我國的核試驗診斷理論得到全面系統的發展，為新一代核武器研制提供了理論指導和準確可靠的數據信息，形成了系統的核試驗診斷理論。杜祥琬最終成為我國核武器中子學精確化與核試驗診斷理論領域的開拓者之一。

　　回憶起在北京研究室、新疆戈壁灘和四川窮山溝度過的青春歲月，杜祥琬說，那是難忘的青春、自豪的青春，那時有一首歌《我們走在大路上》，唱出了我們在那個年代的心聲，獻身這壯麗的事業，無限幸福，無限自豪。

　　“更何況，我從一開始，就是同許多站得很高的、一流的科學家在一起工作，他們對我的影響很大，集體性很強是我們這個行業的傳統，從原子彈到氫彈，沒有人教中國人怎么做，都是老一代物理學家自己創新、研究，帶領大家突破的。”杜祥琬說，在研究院主管理論工作的理論物理學家彭桓武先生調離時，曾留下了一幅對聯：“集體集體集集體，日新日新日日新”，正是對一代又一代科學家獻身核武器事業，以國家利益為重，不計個人得失，團結拼搏，不斷創新的真實刻畫。“這個事業就是這樣，一波一浪地往前走的。”

崇高

　　在當時，核武器研究都是秘密進行的，這一事業的隱秘性和特殊性，讓杜祥琬和他的同事們注定只能做“無名英雄”。在杜祥琬心中，他始終為自己能獻身于這一崇高的事業而深感自豪。“我們這一撥人就是要獻身的。美國有這么一撥人，俄羅斯也有這么一撥人，一個國家沒有這么一撥人是不行的。”杜祥琬的話語中流溢著對國家利益和科學事業的忠誠。

　　1948年開封解放時，杜祥琬已是十歲的孩子。當時，家里有好些進步小說，洋溢著清新的風格和解放區的味道，杜祥琬就如饑似渴地抓起來讀。給杜祥琬印象最深的是一本很厚的長篇小說《劉胡蘭》，讓他很感動，看得廢寢忘食，媽媽叫他吃飯也聽不見。“劉胡蘭‘生的偉大、死的光榮’的英雄形象，給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對我影響很大，從那時起，我開始懂得什么是崇高。”

　　父親杜孟模對杜祥琬的影響也很深遠。杜孟模中學時就加入了共青團，并同開封幾個進步同學一起組織了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