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俗話說：紅臉的關公，白臉的曹操。

    這是戲臺的規矩，明晃晃的油彩涇渭分明，忠良還是奸黨，粉墨登場間看客們就瞧得清楚。

    但歷史卻沒這么簡單，有一種人，權力的最高峰縱橫捭闔，大事件里呼風喚雨，可到蓋棺定論時，后人卻總各執一詞，紅臉還是白臉，百年下來，依舊難辨。

    比如，明朝成化年間重臣，大明王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咸寧伯王越。

    他在今天的知名度不算高，當時卻是“高光人物”，身兼“國防部長”和“司法部長”，位高權重。大明朝二百六十六年，因戰功而封爵的文臣僅三人，他是其中之一。“踏破賀蘭山闋”－大英雄岳飛的夢想，他不動聲色的做到了。兇橫的蒙古騎兵，對他敬畏萬分，尊稱他“金牌王”，《憲宗實錄》記載：以越上陣，（敵）不戰而奔。一個“奔”字如刀，直殺出大明軍威的萬里豪氣。

    文學成就也了得，一生詩詞賦文數百篇共20萬字，作品《王襄敏公集》是風行明朝百年的“暢銷書”，明朝“后七子”領袖王世貞讀罷大為拜服，連批三句“大奇！”戲曲名家李開先贊其“文思煥發，可追李杜諸人”。明末清初文壇魁首錢謙益編纂《列朝詩集》，對他的詩歌喜愛備至，一口氣收錄了十五篇，在自序里深情寫下讀后感――“酒酣命筆，一掃千言，使人有橫槊磨盾、悲歌出塞之思”――好一個文韜武略，血氣方剛的英雄形象。

    功勛卓著，文武兼備，權傾朝野，這是“高光”里的王越，只是名聲……

    生前身后的罵聲都多，彼時清流領袖徐溥說他“德行有虧”。另一位名臣何喬新說他“諂媚權閹，禍亂朝綱，邀功貪戰，虛耗民力”，幾乎都是批奸臣的專用名詞。在世的時候，言官彈劾他的奏折推成山，百年以后，明末文人張溥大筆一揮，把他列進了《逆閹錄》……

    于是“高光”的他有很多張不同的臉，史書里“以才自喜，不修小節，倨傲凌人”的是他，“愛撫士卒，優禮下屬，體恤百姓”也是他。橫刀立馬沙場，屢建奇功的偉丈夫是他，摧眉折腰事權貴，諂媚權閹的也是他，紅臉有他，白臉也有他，哪一個，才是真的他？

要知道一個真實的王越，不妨看一看他從小人物的平臺上，一步一個腳印，走到權力場高處的人生。

    二

    明朝筆記作家黃暐曾無比艷羨地評價王越的發跡—天賜富貴。可王越的出身和科舉路，實際上既不“富”也不“貴”，相反卻很壞。

    王越，字世昌，明宣宗宣德元年(1426年)出生在河南浚縣鉅橋鎮岡坡村的一個普通農村。真要說“天賜”了什么的話，或許只有一樣東西—天賦。

    相貌的天賦好，《明史》說他“相貌奇偉”，標準的美男子;讀書的天賦好，再生澀的文章也過目不忘，還愛好讀各類兵書;射箭也準，《罪惟錄》里說他“多力善射”。后來王越在其文集里回憶:“寒窗苦讀之歲，手不釋卷，感兩宋之亡，胡虜入侵之恨，時常憤懣于胸，故苦讀兵書，以期有所為。”金戈鐵馬的夢想，應該是那時生的根。

    帶著上天賜予的這一切，王越走上了科舉這條獨木橋，代宗景泰元年(1450年)中鄉試第三名，會試第三十三名，第二年過廷試，可壞運氣也在這時候來了。

    這就是黃暐艷羨無比的那件奇事:廷試現場，忽然一陣狂風刮過，把王越的考卷刮得無影無蹤，眼見考試時間所剩無幾，十年寒窗即將功虧一簣，王越卻不慌不忙，向考官重新要了一張空白試卷，并在剩余的時間里從容答完。一時間，滿座皆驚，黃暐在《蓬軒雜記》中感嘆:“蓋天生富貴，飛騰之兆，已足見于廷試也。”

    這運氣可謂要多壞有多壞，可王越卻處亂不驚，這超人的冷靜，正是他后來官場生涯的伏筆。

    金榜題名后，王越無權無勢無后臺，不上不下十三不靠，景泰二年得到了第一份工作—陜西監察御史。監察御史，正七品，這個官在當時只有兩個字可以形容—窮、險。月俸七石五斗米，每年的年薪約45兩銀子。不過權力卻很大:巡視地方官員，檢舉核查不法，小事獨斷，大事奏裁，被稱“代天子巡狩”，又稱“巡按御史”，但凡地方官都要懼怕三分。可責任壓力同樣大，大事小情繁瑣，處處得罪人，錯漏后果就有可能是嚴重的，宣德年間御史謝瑤在奏折上寫錯了一個字，即被貶到安南土蠻縣做知縣，政治前途盡毀。這工作，如履薄冰，風險還有“站隊”問題。權力斗爭從來都是拿御史當槍，跟對一個人升得快，可跟錯人，恐怕就是大禍臨頭。沒一雙火眼金睛，誰能看得清楚?何況，此時的陜西并不太平，蒙古騎兵時來騷擾，兇險萬分。

    王越到陜西就任一年，倒也風平浪靜，無政績也無過錯，但就是這看似不起眼的一年歲月，對王越的未來產生了重要影響。《夢余錄》記載，王越官至兵部尚書后，同僚余子俊請教他這一身韜略從何而來，王越答:從陜西來。并解釋說，在陜西任職期間，凡是到邊關巡視，都要詳細考察當地的城關、軍備，甚至幾次親歷邊關蒙古騎兵侵擾的情景，“刀箭肉搏之景，件件刻骨于心。

    如果說學堂里的王越，只是隱隱懷著一個夢想的話，那么在陜西的一年，這個夢想漸漸清晰起來，他第一次開始認識、思考戰爭。兵法韜略，不再是紙上談兵，而是金戈鐵馬入夢來的圖景。

     一年以后，一紙調令改變了王越的命運，讓這位當時籍籍無名的小人物，第一次有了知名度—調任浙江監察御史。

    論各方面條件，浙江要比陜西好得多，對于王越來說，這也是一個干出業績的最好機會。在去浙江的路上，就碰到了喊冤的，開展工作以后，接到的投訴信幾籮筐，告狀的內容只有一件事—官員敲詐勒索。

    涉嫌的官員，有縣令、知府、布政使等，都是監察御史督查的對象。受害的民眾，既有普通的鄉民，也有當地的士紳，甚至還有當地頗有聲望的士人舉子。經查實，都很冤!年輕氣盛的王越憤怒了，清平世界，怎容如此胡作非為。但是王越沒有想到，這不是一般的官員貪暴事件，貪暴的背后有一個大背景—清算。

    此時，明朝正處于明代宗景泰年間，土木堡之敗，明英宗朱祁鎮被蒙古人俘虜，其弟朱祁鈺接替皇位，改元景泰。景泰皇帝的這個皇位并不牢靠，“太上皇”還在，要樹立威信，就要糾正哥哥在位時候的“污點”，直接批“太上皇”不行，那就從當年導致明英宗被俘的罪魁禍首—大太監王振下手。

    王振早在土木堡之敗時就死在亂軍中了，可是余黨還在，得一一清算，所以從景泰元年開始，先查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