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賞賜了一下，然后又封為三邊總制，這是一個掌握延綏、甘肅、寧夏三地軍政大權的實權職位，可不久又派威寧伯蔣婉接任，命王越“提督軍務”。雖然兵權依然在手，可味道畢竟變了，王越知道，這是功高震主，連忙上書請求交出兵權，回都察院任職，果然明憲宗龍顏大悅，立刻允準并賞賜王越正一品祿。一場災禍總算躲過去了。

    可以后怎么辦?樹敵這么多，又沒了兵權，回京的日子，怕是更不好過，現在最重要的，是要在高層找到一個支持者。兵部，不可能，幾個大員都和自己勢不兩立;內閣，也不可能，萬安、劉吉這些人，比兵部的人更靠不住;內宮宦官，那些人都是貪財的，自己的全部家當，也不夠送一次禮的……

    這時候，有個老部下給王越介紹了大內宮廷御馬監總管—太監汪直。汪直是當時宦官中最受明憲宗恩寵的人，也是最有權勢的人之一。攀附上他，就可以呼風喚雨。但是怎么攀附呢?王越很快找到了辦法—尊重。

    汪直是戰俘出身，多年來受盡歧視，即使如今權傾朝野，許多文官還是瞧不起他，就連一些太監也瞧不起他。可王越每次見到汪直，都畢恭畢敬，極盡討好贊美之能事�？芍挥凶鹬剡�是不夠的，要獲得汪直的支持，還須真正給人家辦事—陷害項忠。

    項忠是兵部的老臣，白圭去世后擔任兵部尚書，常年和白圭一起站在王越的對立面。他清正廉潔，剛正不阿，看不過汪直在西廠胡作非為，曾一度向明憲宗揭發他，雖沒動搖汪直的權位，卻令他懷恨在心。共同的敵人，讓兩人一拍即合。

    汪直終于找到了項忠的一條罪—項忠曾受太監黃賜所托，任命劉江為江西指揮使，請王越以都察院的身份加以旁證，貪污、結黨都不算什么，私自任命軍事官職可是犯了大忌。

    經汪直策劃，其爪牙揭發，王越旁證，兵部尚書項忠被革職受訊，不久后罷官回家。成化十三年(1477年)，王越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左尚書，至此，權位達到了官場生涯的最高點，靠的不是政績、戰功、忍讓，而是攀附太監、羅織罪名、打擊陷害同僚。在當時，這很讓人不齒，但均敢怒不敢言。

    從成為兵部尚書，到汪直失寵被貶，五年來，王越只做了一件事—打仗，或是在兵部籌劃防務，或是在前線領兵作戰。有汪直在，無人敢彈劾，無人敢掣肘，無人敢說三道四，所以有了成化十六年的大捷。王越率兵，汪直監軍，從大同出發，殺至興寧海，打破韃靼軍主力，韃靼可汗只身以逃。北部邊陲的蒙古游牧騎兵遭到致命打擊。

    無論是少年氣盛、攀附權閹，還是陷害忠良，不變的依舊是那個金戈鐵馬的夢想，這，或許就是他所做的一切的唯一答案。

    可正因為這最后的抉擇，讓他受到了生前身后的指摘。汪直權勢滔天時，某日宮廷里的戲子阿丑演戲，在明憲宗面前扮小丑，模仿汪直的打扮，手里提兩把斧子出場，大叫道:汪太監手里兩把鉞，一把陳鉞，一把王越。此話一出，憲宗大樂，王越，也就永遠被釘在汪直走狗的定義上了。

    成化十九年，汪直失寵被貶，王越受株連，貶官安陸。他不停為自己上訴鳴冤，后來明憲宗的兒子孝宗即位，深知王越之才的當朝名臣馬文升出面說情，方才解除流放，退職歸養。七年后，再次上書鳴冤，明孝宗下詔，恢復其左都御史的職位。弘治十年(1497年)，大明邊陲再度吃緊，西北有吐魯番侵擾哈密，北部韃靼的達延可汗頻繁擾邊，明王朝先后選拔七人擔任邊關重任，卻全不合格，無奈之下，又想到這位毀譽參半的老人。72歲的王越臨危受命，在賀蘭山會戰中再次大破韃靼大本營，繼而揮師西進，粉碎了吐魯番對哈密的圖謀。可就在這時，言官們又翻出他勾結汪直的老賬，趁太監李廣之死將他歪曲成李廣同黨。憂憤之下，王越病逝軍中，墓志銘死因寫得委婉:“慮泄事機，焦勞過度，成疾而卒。”卻與《明史》的記錄大為出入，不光彩的帽子一旦戴上，生前身后都摘不掉，無法辯護，不能辯護。

    這是他的故事，讀罷，是如王世貞一樣拍案叫“大奇”，還是如徐溥一樣感嘆“德行有虧”?都說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可為一個理想，值還是不值?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評判。這樣的突擊道路，選，還是不選，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抉擇。一切歷史都是現代史，但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驹瓨祟}：賀蘭山闕戰歌揚—明朝中期名將王越的人生沉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