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鄭樵《通志·氏族略序》記載，春秋戰國時代的姓氏制度大致如下：“三代之前，姓氏分為二，男子稱氏，婦人稱姓，姓氏所以別貴賤。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故姓可呼為氏，氏不可呼為姓。姓所以別婚姻，故有同姓、異姓、庶姓之別。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三代之后，姓氏合而為一。皆所以別婚姻，而以地望明貴賤于文。”在有關姓氏制度的文獻記載中，鄭樵的《氏族略序》可謂記載比較詳備，可信程度亦較高。聯系春秋戰國時代有關的其它歷史文獻來看，姓氏制度其實就是西周春秋時期宗法制度在稱謂上的表現形式。因此，這也是當時社會中一個比較重要的社會制度。本文對此作了一些粗淺探索，欲以說明姓氏制度與宗法制度的關系，它在西周春秋社會中的地位、作用及其特點，并在這個基礎上，進而論及它在春秋戰國之際的社會變化中所發生的變化，以及變化后的結果，以此就教于史學界的同志們。
    
    《說文》云：“姓，人所生也。古之神圣母感天而生子，故稱天子，從女從生。”其“母感天而生子”，說明“姓”最初產生于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氏族社會。故“女生為姓，……姓之字多從女：如姬、姜、姒、媯、姞、妘、婤、始、妚、嫪之類是也。所以婦人之稱：如伯姬、季姬、孟姜、叔姜之類并稱姓也”[1]�？梢詮闹锌闯觯�在姓產生的最初時候，姓氏是無別的。待發展到“三代之前，姓氏分而為二：男子稱氏，婦人稱姓”[2]。到了西周時代，則因為奴隸主貴族宗法制度的形成，實行了同姓百世不婚的制度，從而使男子稱氏，婦人稱姓具備了政治、經濟的社會基礎。因為所謂“姓者，統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別其子孫之所自分”[3]。一個是標其祖所自出的“姓”，另一個是別其子孫所自分的“氏”，這一出一分，說明了一個“姓”，就代表著宗法制度中一個宗族或家族始祖的所在，而“氏”則成為自其始祖所蕃衍、分化出來的子孫后代的稱謂。
    
    《左傳·隱公八年》記載：“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反映了姓氏制度在宗法制度下所具有的本質特征。“天子建德”，蓋與西周初年周公、成王大行宗法分封時的“天子建國”[4]，為一件事情的兩種提法。因有周天子在天之德，才能實行“受民受疆土，”[5]的實土實封制度。所謂宗法分封，就是將王室的庶子或幼子、以及異姓功臣分封為周天子的小宗，并使之統屬于周天子這個天下的大宗。其文云“因生而賜姓”，實則是強調同姓中每一個受封中小宗與始祖的關系、異姓中“姓”與“姓”之間的族界，以實行同姓百世不婚制，達到嚴嫡庶、明大小宗之別的社會目的。如魯公伯禽為周公之子，為姬姓，祖后稷；宋祖微子為殷商帝乙之子，為子姓，祖帝乙；齊太公出于姜族，為姜姓，祖炎帝，其它如衛祖文王，鄭祖厲王等，皆為“姓”在宗法制度中所起到的具體作用。明其“姓”后，就可以“胙之土而命之氏”；故魯公伯禽封于魯為魯氏；宋微子封于宋為宋氏；齊太公封于齊為齊氏。一個“姓”即表示著一個大宗族，也就是表示著一個父系繼嗣群；而這個父系繼嗣群的分支，其稱謂在姓氏制度上就叫做氏。周天子為姬姓，代表著當時天下的大宗，又下屬有各個姬姓的小宗，這些小宗便稱為魯氏、衛氏和晉氏等。之所以姓氏如此分別，以姓明始祖，以氏別子孫，大抵就是因為在宗法制度中，一個代表始祖的“姓”，亦可以是代表著一個宗族或家族的大宗，而其“姓”之下所分出的“氏”，則是屬于大宗之下的各個小宗。因此，“姓氏”的本質，實際上就是宗法制度中大小宗之間宗法統屬關系的體現，故“姓可以呼氏，氏不可呼為姓”[6]，表明姓氏制度與宗法制度的關系是一種互為表里的關系。下面先從“氏”說起。
    
    由以上的論述觀之，“氏”即為一個支庶小族的代稱�！蹲筠D·定公九年》載：“分唐叔……以懷姓九宗。”隱公六年杜注云：“唐叔始封，受懷姓九宗，……九宗，一姓為九族也。”“姓”之下一般地應稱為“氏”，此處則言“族”不言“氏”，可明古人亦稱“氏”為“族”。所以，氏作為姓的下屬支系，實則表示一個宗族或家族中已經分立出去的小宗或庶族。因此，在西周春秋時代能夠有姓稱氏的人，就一定是在他之下轄有大小不等的宗族或家族的宗法貴族。當時，能夠有姓立氏的絕不是平民，而只能是那些以宗族或家族為單位，占有一定數量土地財產和勞動力的宗法貴族。這些宗法貴族所屬有的宗族，隨著它里面親族人口的不斷蕃衍，必然要向外將自己的庶子或幼子以小宗的身份分封出去，從而在一個“姓”之下，可以別有若干個“氏”。那些無地而“食力”[7]的庶人，因“持手而食”，“不得立宗廟”[8]，被排斥在宗法制度之外，故而其自身家族因人口增加而促成的家族形態的變化，不可能以“氏”來命名。如顧炎武所論：“最下者庶人。庶人無氏，不稱氏稱名。……氏焉者，類族也，貴貴也”[9]。由此可明姓氏制度中“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10]的真實內涵與社會本質。“氏”不過是宗法貴族的身份標志。
    
    宗法貴族的“氏”，其來歷多種多樣，不一而足。鄭樵在《通志·氏族略序》 一文中列舉了近三十種貴族為“氏”的途徑，其中，以字為氏、以邑為氏和以官為氏三種途徑，在春秋時代中較為常見，但同姓的宗法貴族又多采取以字為氏的方式。鄭樵指出：“凡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不可復言公孫，則以王父字為氏”。[11]顧炎武引《禮記·大傳•正義》補充說：“公孫之子，不得上連于公，則以王父字為氏”；“其子孫若為卿，其君不賜族，子孫自以王父字為族”[12]。這就概要地說明了宗法貴族中分宗稱氏的方式與過程�！蹲髠�·隱公八年》記載：“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命以字，為展氏。”則是鄭氏與顧氏二人議論的實例。“展”為無駭之字，“展氏”即是“展族”，就無駭之后以其王父之字為氏，故稱“展氏”，正與“以字為謚，因以為族”[13]的記載吻合。再者，如魯桓公之下有季孫氏、孟孫氏和叔孫氏；宋戴公之下有戴氏，桓公之下有桓氏；齊丁公之下有崔氏，桓公之下有東郭氏，皆為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的確證。由于“氏”即是分立之族的稱謂，那么隨宗法制度的發展和變化，一個大宗之下可以分立出若干個小宗，故“氏一再傳而可變，姓千萬年不可變”[14]。孟孫氏小宗之別為子服氏，為南宮氏；叔孫氏小宗之別為叔仲氏；季孫氏小宗之別為公父氏。自伯禽封于魯為魯氏，一傳為“三桓”，再傳為“三桓”之下各立之“氏”，說明氏的變化相當頻繁。但其氏所屬的姓仍是姬姓，從而體現了春秋時代姓氏制度的一個特征。如若對一大宗而言為異姓宗族，那么就不再以王父之字為氏，“則以父祖官及所食之邑為氏。以官為氏者，則司馬、司城是也；以邑為氏者，若韓、趙、魏是也”[15]，以此體現“官有世功，則有官族”[16]的宗法精神，亦可借此區分公族與非公族。不過，隨時光的流逝和社會的變化，即使是同姓宗族中也有以邑、以地命氏者的現象出現。齊國崔氏出自丁公，為同姓宗族，因食采于崔為崔氏；東郭氏出自桓公，亦為同姓宗族，則因世居于齊國東郭處而取東郭為氏，反映了姓氏制度的某些變化。
    
    同時，氏還有這樣一個作用：相對于一個宗族而言，別而稱之謂氏，合而稱之謂族。如宋國的華元、華喜出自戴公；向魚、鱗蕩共祖桓公。獨舉其人則云華氏與向氏，并指其宗則謂戴族和桓族�！蹲髠�·成公十五年》云：“二華（即華元與華喜），戴族也。”戴族即指華元、華喜共尊的大宗�！蹲髠�·成公十五年》又云：“蕩澤為司馬，……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喜、公孫師帥國入攻蕩氏，殺子山。”子山就是蕩澤之名。可證言某氏即為獨舉其人。那么以表貴賤的氏，實際上也就是說，只有言某氏方能體現某貴族在某宗族中的地位。在姓氏制度中，由于氏處于常變狀態，姓則相對穩定，變化較少，所以，因為姓的靜性，姓才能具有系統百世、明確宗族族界的客觀作用。在西周和春秋時代的宗法制度下，為了使異姓宗族服從于同姓宗族，故實行了同姓百世不婚制度。《禮記·喪服小記》和《大傳》篇中有“大宗”、“百世不遷之宗”的記載，蓋與此婚姻制度有著密切的內在聯系。實行同姓百世不婚制，可使各國同姓既是兄弟，但又可明確嫡庶之制；異姓則多為甥舅，由此在同姓與異姓之間建立起以政治統屬關系為實質的姻親關系，實現了“昏禮，萬世之始也。取于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17]的社會目的。因此，同姓百世不婚的意義，就是小宗附于大宗、異姓附于同姓的宗法等級關系在婚姻制度上的體現；貴族們便可憑借著這種體現，促使異姓宗巳，小宗祖大宗，以宗法制度上的等級差異來實現政治統治的一致。所以，作為從一個宗族中分立出去的氏，在嚴格正常的宗法制度下，無論如何是不能改稱為“姓”的。    
    
    宗法制度所以把姓看得如此重要，其社會根源是：“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18]在這異姓與同姓之間，惟有姻親關系才把它們聯系起來，于是出現了“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19]的社會現象。至于在同姓之內不許通婚，則是因為在同姓宗族內,“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黷則生怨，怨則毓災，災毓滅姓。故取妻避其同姓，畏亂災也”[20]。姓氏制度在這里起到了維系和廷續宗法制度的社會作用。
 
    基于上述認識，可以說只有保證了姓與姓之間的天然界限，宗法制度才可以避免嫡庶尊卑等級的混亂和走向衰亡的厄運。《左傳·襄公二十二年》記載：“凡諸侯之喪，異姓臨于外，同姓于宗廟，同宗于祖廟，同族于禰廟”。其“同姓”、“同宗”和“同族”的關系，便如《左傳·定公九年》所記載的“殷民六族”的情形一樣，下屬于“宗氏”和“分族”[21]的層次結構，“同姓”即是出自同一始祖的姓族，下有賜封分立的“宗氏”（同宗），“宗氏”之下又屬有“分族”（同族）。如有喪祭，出自始祖的姓族臨于宗廟（太祖之廟）；其下屬有的同宗則因另立一氏，當為始封之君，故有喪臨于祖廟（始祖之廟）；禰廟即是父廟，杜注謂“同族”為“高祖以下”，那么就是繼禰、繼祖、繼曾祖和繼高祖諸分氏（小宗），故有喪臨于禰廟。這樣，在一姓之下就統屬著宗族和家族，而這些宗族和家族又都須依于其姓，一方面是保持與異姓的族別，另一方面則是尊祖敬宗收族之義[22]。后者的目的實現之后，異姓自然就有喪而臨于外了。
    
    然而，除了“姓”有同姓與異姓之分以外，同姓之中亦有庶姓與正姓之別�！抖Y記·大傳》云：“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于上，而戚單于下，婚姻可以通乎？”鄭玄注曰：姓，正姓也，始祖為正姓，高祖為庶姓。”孔疏則補充說：“正姓若周姓姬，齊姓姜，宋姓子。庶姓，若魯之三桓，鄭之七穆。”《論衡·詰術篇》亦云：“古者有正姓，有氏姓。”按鄭玄說的“高祖為庶姓”，實同于上引杜注謂“同族”為“高祖以下”之說。據宗法制度的發展過程，“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祖者也”[23]；那么“庶姓”當指高祖以下諸五世而遷之宗。由于“庶”有次一等之義，故從尊祖敬宗收族的角度考慮，高祖以下各小宗以“庶姓”稱之，以明“自卑別于尊”[24]之宗法精神。“始祖為正姓”，則是因為“別子為祖，繼別為宗”[25]的緣故。“別子”對上面言是太祖嫡系之下的庶子，對下而言是繼高祖之下各小宗的始祖，為“百世不遷之宗”[26]，與顧炎武“姓千萬年不可變”之說正相吻合，故以“正姓”稱之。可見，“正姓”就是下屬有各個分氏的始祖的代稱，“庶姓”即是一個姓之下所分立的氏的稱謂，，“庶”的次一等涵義，與氏相對于姓來說的次一級之義，亦兩兩正相符合；所以，王充所說的“氏姓”，就是《大傳》中記載的“庶姓”，而在宗法制度的實際上，“庶姓”則指一個大宗之下分立出來的若干小宗，如孔疏所言及的魯之三桓或鄭之七穆。那么，《左傳》記載的“三后之姓，于今為庶”[27]的情況，也就是說，虞、夏、商三代的后裔，由于年代悠久，親族疏遠，已逐步另立支庶稱為庶姓。他們在被周人征服后，這些稱為庶姓的宗族不得不附屬于周族，而其宗族成員則亦隨之淪為周族的奴役對象，改名稱為“庶人”。因此，同姓之中的庶姓，既能明其祖之所出，又能表示其始祖（正姓）之后所在的氏；既內涵有次一等姓族的等級意義，又包括了必須隸屬于同姓大宗的隸屬關系。
 
    在春秋時代的宗法制度中，有姓言氏是貴族的特殊標記。婦人女子稱姓，或有氏亦不稱，只是因為要實行同姓不婚制的緣故。當時雖然也有“百姓”一詞的存在，但它與戰國以后的“百姓”有著本質的區別。史書記載：“民之徽官酉。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徽其官者，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為百姓”[28]。韋昭注云：“百姓，百官受氏姓也。”“以功事賜之姓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若太史、司馬之屬。”這就是“百姓”稱謂的原始古義。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百官”稱為“百姓”，乃是宗法制度下政權與族權、宗統與君統相互統一的體現。首先是身為貴族者才能擔任官職，然后因其官職而受氏姓，接著又在其官職上以世功而有官族、世族，反之亦然。這就把貴族們在一個姓族中的統治權力加以政治系統化，轉變為政治制度中的統治權力。正因如此，只有“百姓昭明”，方能“協和萬邦，黎民于變時雍”[29]。“百姓”稱謂的產生，是春秋時期姓氏制度在宗法政治制度上的一種間接體現。
    
    總之，姓氏制度中的同姓、異姓、庶姓，都在不同角度上反映了宗法制度的某些內容，體現了某種宗法等級的關系；兩者之間相輔相成，互為表里，同時也密不可分。那么，只要宗法制度一旦發生變化，姓氏制度也將隨之開始了自己的變化過程。當時，這個過程發生在春秋中晚剃，完成于戰國初中期。
   
    春秋中后期姓氏制度發生的變化，最初應是隨著宗法婚姻制度的開始混亂而發生變化的。春秋中葉以后，貴族宗法制度已開始了激劇的變化過程，臣弒其君、孽殺其宗的現象比比皆是，嫡庶相爭、墜姓亡氏的沖突和傾軋亦屢見不鮮。在其混亂不堪的過程中，貴賤不別，上下相僭，同姓百世不婚的制度遭到了破壞。關于這方面的記載較多，下面試舉幾例加以說明。史載：“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吊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崔子曰：‘嫠（寡婦）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30]“丁”即齊丁公；“桓”即齊桓公。崔氏出自丁公，東郭氏出自桓公，同為姜姓，按古制則不能嫁娶，然崔杼還是心安理得地娶了東郭偃之姊為妻。
    
    慶舍的家臣盧蒲癸有寵于慶氏，后又為慶含予子之家臣，“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日：‘男子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日：‘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31]
    
    “晉侯（平公）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子產）如晉騁，且問疾。……子產日：  ‘……今君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32]。晉平公有“四姬”，也就有四個姬姓的妾。晉亦為姬姓，此為同姓相婚。魯國亦如此。“魯君（昭公）娶吳女為夫人，命之為孟子。孟子姓姬，諱稱同姓，故謂之孟子”[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