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僅僅是人類社會交往中的符號嗎？《禮記》言：“名者，人治之大也，可無慎乎？”故姓名學在浩如煙海的中國文化、歷史中同具體的歷史人物已形象化了，當姓名代表著人的存在時，名字已經與人類社會的發展密不可分了，而中國占代之姓氏一開始就與治國安邦相聯系，故《禮》之為定名之法日：“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牲畜，不以器帛”，所以如此者，誠如《左傳》之言：“以免以國廢名，以官廢職，以山川廢主，以牲畜廢祀，以器帛廢禮。”

    姓氏者人倫之紀，文明之根也 
 
    《廣雅·釋親》日：“姓，子也。”王念孫疏證：“姓者，生也，子孫之通稱也。”如此，我們可以看到，有生則有姓，如果把它作為自然意義上的“姓”，那么下面的姓就起源于社會意義上；如《左傳·隱公八年》：“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清代袁枚在其所撰的《隨園隨筆》：禮疏云，天子賜姓賜氏，諸侯賜氏不賜姓。”在人類繁衍生息的歷史長河中，姓是一種種族的稱謂，而氏則是從姓中分支派生的，所以氏出現較晚，從記載較為完整的姓氏文獻，東漢應劭編《風俗通義·姓氏篇》中看，約有500個姓氏。南宋鄭樵《通志·氏族略》方：“三代以前，姓氏分為二，男子稱氏，女子稱姓，氏可以別貴賤，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許慎《悅文解字》言，“姓，人所生也。為感天而生子，因生以為姓，故稱天子，從女從生，生亦聲。”班固在其《白虎通義·姓名》中說：“姓，生也，人所稟天氣所以生者也。”因此，姓與人們出生有關。亦即同血緣親情有關�！秶�語·晉語》篇說，“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同志則雖適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黷則生怨，怨則毓災，災毓滅姓，是故娶妻避其同姓，畏亂災也”，所以姓氏的社會作用和功能不同，又體現于“禮”的意義上，即“姓以別婚姻，氏以別貴賤。”因為“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故待嫁之女，在其姓上應冠以伯、孟、仲、叔、季，出嫁后則于原姓之上冠以丈夫之國名，如秦姬者，便是姬姓女子嫁給秦國國君后的稱呼，故《禮》之正名就在于維護綱常之紀，人倫之德，如魯昭公從吳國娶吳姬，因吳、魯同姓姬，違犯了同姓不婚的規定，便改其為吳孟子，但掩耳之盜，豈能隱其失禮之名。而以姓別婚姻者，是為了辨別男女之姓，從而決定能否嫁娶，以免同姓之婚帶來人倫綱常的混亂和種族衰亡的厄運，從而從根本上為民族之興旺開拓道路，同時也就維護了數千年的宗法制度。南宋鄭樵《通志·氏族序》載：“三代之后，姓氏合而為一，皆所以別婚姻，而以地望明貴賤。”由此可知，雖然秦統六國后，禮崩樂壞，宗法親情的血緣系統瓦解，姓與氏區別模糊，姓氏日趨合一，但是因為人們已經覺悟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的道理，姓氏明貴賤的作用淡化，但別婚姻的功能則不僅長期延續，而且得以強化而深入人心，因此，姓氏者，“禮”之始也，它是人類走向文明的標志，這種標志是人類將自己與動物區別開的一道靈光，她為人類自身的不斷進化照亮了前進的道路。

    命名之道在于“禮”

    老子日“名可名，非常名。”人類最初也無所謂名，故《莊子·逍遙游》也講“至人無已，神人無功，圣人無名”，故名者，天地之始也，莊子日：“泰初無有，無名，一之所起”（《莊子·天地》）。故《論衡·奇怪篇》中載：“禹為吞薏苡而生禹，故夏姓日姒，”《白虎通義·姓名》說：“禹姓姒氏，祖以  生，”。而《詩經·商頌·玄鳥》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史記·殷本紀》言：“殷契，母日簡狄，有戎氏之女，婦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再如姜踐巨人之足，感孕生子，以為不吉故‘誕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  之平林，會伐平林，誕  之寒冰，鳥覆翼之’。（《詩經》）因為一開始就想拋棄，故名謂“棄”。
   
    但是，隨著人類文化的積淀，意蘊豐富的命名之道也日漸提到“禮”這一當時的最高文化境界，《荀子·正名》言：“后王之成名，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文名從禮”，又說：“故知者為之分別制名以指實，上以明貴賤，下以辨異同。”如上所論，我們可推知，古人定名其目的有二：一是定名分貴賤，是禮也；二為辨異同，別是非，此形也。但是，這兩種不同目的在實際運用上得到統一，而且染乎世情，不斷豐富發展，其內涵的豐富性，使之外延能觸及到倫理學、美學、社會學、哲學、歷史學、文學、民俗學等諸多方面。《禮》日：“子生三月，父母命之。”故魯桓公為太子命名時，請教于大夫申，申  對日：“名有生，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其法為：
   
    甲，以名生為信，即依據初生時的特征而命名，如周代唐叔虞出生時，手掌上有字形似“虞”故名之以“虞”。魯季友之初生，其手掌有字形似“友”。故名之“友”，沈欽韓《左傳·補注》謂“名生之子，所包甚廣，唐叔虞，公子友之事，其偶然者，殷家質直，以生日名字，或聽其聲，以律定其名，此所謂名生為信也。”
   
    乙，以德命為義，《論衡·法術篇》云：即用祥瑞之字而名之，如周太王，古公父，自以為有功德，其后代必然興盛。如其孫取名日姬昌（即周文王），昌者，興盛之意也，而周文王認為其子前程遠大，名其子為姬發。
   
    丙，以類命為象，如孔子，因其母顏征禱于尼丘山得孔子，生而首上圩頂，故名丘也。
   
    丁，取于物為假，如宋昭公名  臼�？鬃又�子孔鯉出生時，適逢魯昭公贈以鯉魚。故孔子名其子以鯉。

    戌，取于父為類，《論衡·法術篇》篇云“取于父為類，有以類于父也。”莊公之生于恒公同日，故名日同，三國鄭玄的孫子，與其祖父均是丁卯日生，因此取名小同。
   
    以上取名方法稱為“申規則”，為后世所遵守，因此，名字有著深厚豐富的文化內涵，而且它本身就是一種文化的象征，而隨著時代的發展，“申  規則”不僅得到后世效法，而且日益豐富，具體而言，有字輩排行，按其譜牒學，同族、同輩使用相同的第二字，或同一偏旁�；虬醋遄V、家譜定好的譜字命名，不同輩份使用不同的字表示，一代一字，世次分明，長幼有序。如國破家亡的明朝皇帝崇禎，按其字輩排為朱由檢，其兄為朱由校、朱由崧等。再如孔府的禮堂墻上還可看到孔子第55代孫以后的字輩：希言公彥承、宏聞貞尚衍、興毓傳繼廣、昭憲慶繁祥、令德繼垂佑、欽紹念顯揚。依此可知《桃花扇》之作者孔尚任，屬“尚”字輩，孔子第64代孫�！独献印吩�“一陰一陽謂之道，”男女有別也體現于命名之道上，古代中國以男為陽，女為陰，陰陽五行是中國哲學的核心，體現出理性思想和美學意義，女子命名用字傾向于嫻淑文靜，秀氣雅致，其字眼中流露、包含著女姓特有的陰柔、嫵媚之美，如：婷、姬、娜、秀、蘭、荷、梅、花等，而男子則以氣象宏恢、英武博大、雄健豪邁、樂觀通達的陽剛之字名之，如：邦、國、城、安、德、信、義、勇等字。

    姓名的判斷
   
    隨著人類認識力的提高和思維的復雜化，人們越來越多地注意姓名的文化意蘊，取名時不僅貫之以陰陽五行的哲學思想，而且以其萬物之靈的高度靈通聰明，聯想天人合一的境界，不僅對其姓名進行陰陽平衡，而且結合生辰，從五行生克制化上，加以補充和調整，若先天之缺，當以后天之法而彌補充實，這樣姓名在其文化意義上又披上一層神秘的面紗，有了吉兇宜忌之說，諱名有法，魘勝有術，稱名有禮，故諱名可以免災，易名可以充厄，如香港第二十七任總督的英譯音為：魏的巍，香港人說，魏巍，雙鬼出格，魏諧音‘危”。不吉利，后來他鄭重宣布改為衛奕信�！蹲髠�·桓公二年》載，“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  之役生太子，命之日優”，《竹書紀年》云：“王師有晉穆侯伐戎，王師敗逃，晉師亦必敗逃，故穆侯不悅，因名其子為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日成師。故孔子《論語·子路篇》中日：“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又三國時劉禪為太子，即后主，文人譙周評說“先主名備，其意乃具，后主名禪，其意為授。”就是說，劉備所具有的天下因劉禪之名厄，當授于人，后果然國敗家亡，成為樂不思蜀、昏庸無能的“阿斗”。
   
    姓名讖緯，也是一種姓名吉兇判斷法，讖者，隱秘語言，假托神仙，預決吉兇，秦時讖緯說往往借姓名表現，如秦始皇時方士盧生入海求仙，仙未求到，卻帶回《圖錄》中有“亡秦者胡也。”秦始皇誤以為胡為匈奴，于是修筑萬里長城，結果卻應驗于二世胡  。
   
    五行生克法是占人取名必要注意的方面，如金傍之姓，不可用木傍之字名之，土傍之字不可用水傍之字名之，而五行中如缺其中之一“行”者，當以漢字中相關的字補之。
   
    近年來，隨著姓名的形式化、數理化，數理之法也用于命名之道中，其方法為，將姓名解析為漢字的筆畫，以數理對應五行，成“三才”、“五格”之格局，以定吉兇，兆示悔吝。如：
   
    朱6+l  天格7(金)
   
    外格17  元4    人格10 （水）
   
    璋16    地格20 （水）
   
    總格26

    這些依附于姓氏文化上的成份，是人們對以“禮”為中心的姓名學的異化，但是，即便是演繹中產生了異化的成份。最終不能影響《禮》之正名觀。

    “必也正名乎”
   
    《荀子·正名》云，“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正名于禮的觀念和方法在社會發展中。雖則有異化，但這是文化的不斷延伸和發展。司馬談言：“名家者流，蓋其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漢書·藝文志》載：“名家者流，蓋出于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如此可見，名家雖然與儒家不同，然其正名一說，則其流殊途，終同歸于“禮”，這就是為什么，“克已復禮”于“郁郁乎文哉，我從周”的孔子在子路問其“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時，子日：“必也正名乎”的原因。而當子路怪其“子之迂也，奚其正”時，孔子非常生氣，義正辭言的說道“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這里孔子已將“正名”提高到安邦定國的政治之道，《漢書·刑法志>云，“圣人取類以正名，而謂君為父母，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也。”這里突出強調的是“名以正體”，名以成禮的觀念，也就是給你怎樣的名份，就應有與之相適應的言行，否則不是亂名違制，就會名不符實，或者欺世盜名，因此“循名而責實”者，一方面是目的，一方面也是希望，兩者貫通于“名”求真于“實”，如此，名也就在充滿文化和美學的空氣中獲得生命，成為形式化、理性化、理想化、政治化的象征，故‘正名’意義就更加重要了，姓名絕不是什么符號系統而已。孔子日：“安上治民，莫善于禮。”而禮之始，莫先于名，故孔子治國先以“正名”，何也？禮是人類自覺文明的開端，君子之“慎名”當以“正名”為要。在社會活動日趨紛繁的今天，公民的姓名是其身份的構成要素，無論是參加社會活動，還是行使權利，履行義務，都要借助姓名實現之，而且常常是人未到而名先至，人未到而名必要到。而“命名之道”也受到國家的重視，被賦予法律意義，據《民法原理》可知，國家規定：“法律保護公民的姓名權，公民只有以自己的姓名從事法律行為，才能為自己取得民事權利”，于是，傳統的以“禮”正名在新的時代得到法律的強化。

    楊天才（作者單位：蘭州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