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從語言文化學的角度，闡釋了漢語姓名與漢民族文化心理特征的密切關系。并從不同視角，總結歸納出漢語姓名不同于其他民族姓名的典型特征，即中國人對姓名的重視程度極高，存在既有名又有字的傳統，漢語姓名體現了某種審美心理，取名受儒家、道家思想的影響極深，取名大量使用修辭手段，造成特殊效果，在姓名使用中存在避諱現象。

    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國度像中國一樣，其姓名文化具有如此深奧的學問和深廣的韻味。和歐美諸國的姓名相比，后者完全是一連串機械的字母拼合而成的符號，罕有趣味。故在筆者看來，那是語言學的定理：“語言符號是任意性的”[1]之最佳說明。縱然我們知道西語少數姓名有其原始本義，如菲利普( Phillip)表示“愛馬者”，埃倫、海倫(Allan，Helen)表示“光明”，安妮、南希(Anne，Nancy)表示“高雅”，查爾斯、卡爾(Charles，Carl)表示“大丈夫”等等。但它們至多只是一個些含義較淺、較為固定的詞，并且由于語法的限制，不能從心所欲變化組合，形成無數充滿靈氣、含義雋永的名字來。
   
    和西方姓名文化相比，中國的姓名文化有如下特點：一，從心理的角度審視，中國人對姓名的重視程度極高。二，從語言形式上觀察，傳統漢語姓名是既有名又有字，體現了某種審美心理。三，從意義的視角研究，中國人的取名受儒家、道家思想的影響極深。四，從語法上分析，中國人的取名大量使用修辭手段，造成特殊效果（如文字游戲性質等）。五，在姓名使用上，漢語姓名存在避諱現象。以上幾個方面，都是和漢族的文化心理特征密切相關的。下面我們進一步闡釋。

    一
    
    首先，從心理的角度說，中國人對姓名的重視程度極高。這一點是舉世公認的。語言學家陳建民指出：“孩子生下來之后就要取個好名字，這是漢人一貫的社會心理。”[2]具體就個人而言，中國人給晚輩取名，決不是賜予一個簡單、任意的符號，而是胸襟、理想抱負與學養的綜合體現：名字可能是一串祝福，一份希冀，一腔寄托；它也許紀念了孩子出生時的天氣或環境，或者那天的預兆和偶發事件；它也許承載了孩子祖先臨終的遺恨，期望在子孫的身上實現夙志：它也許銘刻了國家興亡的仇恨，讓人時刻意識到自己的身份，提起警覺；…“它們有的響亮，有的婉致，有的直露，有的隱晦，有的甚至深寓韻味和義蘊，像一串謎語，須熟讀經史的飽學之士才能領會其中的奧妙。如果說“語言是人類最重要的財富，”[3]那么，中國人早就認識到，姓名也是一筆財富，而不僅僅是一個符號。一個好的名字，其隱性價值是難以估量的。這一點歷代有實例證明，為大多數人所承認。
   
    就家族的宏觀而言，和西方相比，中國人歷來把為子孫取名作為子孫出生后的第一件大事，作為他們自己語言生活的第一件大事，作為整個家族以文字方式綿延后世的第一件大事。所以中國人會極其慎重從事，反復推敲，甚至為此殫精竭慮。此舉關乎整個家族，而不僅是個人的事。起名字寄托了整個家族的愿望，故漢語姓名中的“祖、宗、家、世、嗣”的字眼極多。家譜現象的存在是中國人重視取名的最好證據：祖先在很久以前就為子孫取名，排定輩份用字，起到標記、證明子孫身世的作用。有時，這種準備是極其長久的，足夠幾百年之用。以我國前國家主席江澤民的傳世家譜為例：其祖先即定居旌德縣金鰲山的金鰲江氏（為江氏29世孫江從厚之后）。這支江氏家族為子孫60世至69世一次性排定了輩份用字，具體為：“洪圖紹世澤；丕顯振家聲。”[4]16從形式上看恰如一幅對聯。而遷居涇縣的涇縣江氏（為江氏29世孫江從簡之后）竟一次性為子孫制定了從49世到88世的輩份用字，具體為：“德本尚良知，文元天顯時。孝友思前哲，詩書訓后嗣。綿年垂令緒，延祀定成規。箕求如克侶，炳蔚拜昌期。”[4]16這連起來像詩一樣優美的輩份用字承載了家族對子孫后代在倫理道德、生活規范上的諄諄教導和拳拳訓戒，以及對他們在文化教育、文明傳承上的殷切希望和美好祝愿，可謂用心良苦。
   
    此外，在一個家族中，同輩人除了輩份用字相同外，名字常為同音字、近音字或同形旁字、近義字，這無疑是漢民族重視家族傳統和顯示家族血脈聯系的心理之具體體現。

    二

    其次，漢語姓名是既有名又有字，這是從語言形式上來看的最大特點。大約自周朝開始，中國人除取名外還必須取字。很少有人注意到這一現象所反映出來的民族心理特征。張德鑫認為：“中國文學中的對稱美，最集中體現在講究對偶上，這可說是漢文化所獨有的一種形式美，反映了漢民族特有的求雙成對的傳統審美心理。”[5]301‘對偶、對仗、對稱跟文字、文學、文化有著不解之緣，展現了華夏文明的個性和光輝。”[5]303而筆者認為：漢語姓名不但有名，還要有字，也同樣體現了漢民族的這種審美心理。名和字是在姓名文化上的求雙成對心理。名與字在形式上求雙成對，在意義上是一種同義互訓或補充說明，它們互相發明，互相輝映，相輔相成。
   
    作為常識，我們不難發現，中國姓氏的名與字的關系不外下列三大類：一，名與字意義完全相同；二，名與字意義完全相反；三，名與字意義有某種內在的相關聯系。
   
    第一類情況例如孔子的學生宰予，字子我。“予”即是“我”。中唐詩人孟郊，字東野。“郊”與“野”原是一回事；晚唐詩人韋莊，字端己。當我們想到“端莊”一詞時，就會即刻理解：而晚唐詩人聶夷中，字坦之，則略費曲折，但如果我們能正確理解“化險為夷”這個詞，則“夷”不過是“平坦”之義，就知古人取字是嚴守某種規則的，即名與字的同義互訓。第二類名、字意義相反的情況有：初唐詩人王績，字無功。“績”意為“功績”，與“無功”相反：中唐詩人韓愈，字退之。“愈”意為“超過，過”，與“退”相反。晚唐詩人羅隱，字昭諫。“昭”意為“顯明”，與“隱”反義。北宋詞人晏殊，字同叔，“殊”意為“不同”，與“同”相反；南宋理學家朱熹字元晦，“熹”意為“放光明”，“晦”意為“昏暗”，二者完全相反。對于以上的名、字同義和反義關系，如果我們略習訓詁即可體會。對于第三類名與字的某種內在相關聯系，有的較為淺顯，一目了然。如孔子的學生司馬耕，字伯牛。孔子的兒子孔鯉，字伯魚。“耕”與“牛”的內在關系，“鯉”和“魚”的內在關系是不言而喻的。而宋代將領岳飛字鵬舉，宋詞人辛棄疾字幼安，字與名的關系則皆是以具體來說明抽象，這種內在關聯亦不難理解。但有的時候則必須知道一些古代風俗文化才能理解。例如初唐詩人張九齡，字子壽，此即要求我們須知古人以九為陽數之極，九齡非九歲而是高齡長壽之意，才能將名、字之內在相關關系說通。至于唐代大詩人杜甫，“甫”乃是古人對美男子之稱，所以杜甫的字干脆叫“子美”。
   
    中國人除了有名有字而外，有的還有號。應當說，這一點并非中國人所獨有。西方人也有Nickname（綽號），但不如中國人普遍。這也是漢語姓名文化的一個特點。中國人喜歡取號。特別是文人雅士、武林豪杰等名流，他們的號流傳甚至超過其姓名。這一點不需贅述。號的意義在于，姓名通常不是由本人起的，而且起于人生之初，所以說，姓名意義常常不符合本人。而號卻可以自命，或由社會根據本人的真實特點命名。故而，號可以更真實地反映本人，窺其內心世界，顯其社會聲價。名人的號，作為姓名的補充，或追求旨趣，自勉自勵；或表明環境，顯示收藏；或描述形貌，志記癖好；或衷述仰慕，創立境界；或表現才能，示平生得意……有助于我們一目了然地了解其本人的主要特征。

    三
   
    中國人姓名的第三個特點是深受儒家、道家等的文化思想影響。儒家和道家是在人生觀和價值觀上影響中國最大的兩大思想流派。所以，這種文化現象不可能不反映到姓名文化上來。先說儒家。中國歷代姓名中與儒家、孔子有關的字眼特別豐富。中國姓名中帶有“儒”字的極多，著名的有如三國的李儒、宋代詞人朱敦儒，近代外交家楊儒，不一而足。孔子學說的中心思想是“仁”。人們遂喜以“仁”為名，著名者有：三國將軍曹仁，唐代詩人劉得仁，宋代詞人嚴仁，明代哲學家王守仁，清代詩人黃景仁．現代文學家曹聚仁；孔子學說在《中庸》、《論語》等經典之中，故人們又紛紛從中取名。唐代詩人柳中庸，取名于《中庸》。現代數學家陳三省，取名于《論語學而》中“子日：吾日三省吾身。”國民黨將領李宗仁，字德鄰，取自于《論語里仁》中“子日：德不孤，必有鄰。”毛澤東女兒李敏、李訥，取名取自于《論語里仁》中“子日：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以上種種，倘若細細羅列，不勝枚舉。
   
    再說道家。如上文所述，中國姓氏名與字的關系之第二類是名與字意義完全相反。若說意義相同或相關，可以理解是同義互訓或起補充說明的功用。然而名、字相反，用意則頗為費解。其實這正是道家主要思想在取名上之折射。道家始祖老子指出：“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道德經第一章》）。所以他又指出：“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后相隨，恒也。”（《道德經第一章》）老子得出了這樣一個哲學觀點：一切事物都是在相反的關系中體現相成的作用。它們既相互對立，又相互依賴和補充。在這種相反相成思想的深刻影響下，睿智的中國人也達到了這樣的境界：透過事物的外表，看到事物的內含；不僅看到事物正面，也能看到反面。王績字無功，因為老子說：“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道德經第十一章》），圣人無功，不居功自傲，功績才不會消失。韓愈字退之，因為老子云：“功遂身退，天之道也。”（《道德經第九章》）故有進有退。也許中國人希望他們子孫的性格能有道家思想的韌性：恢廓有容，可大可久，能處順境，也能處逆境。雖遇挫折打擊，也能承受不倒，還能迂回前進。這種起名命字，深深滲透了道家思想文化中相反相成的心理，可謂煞費苦心，寓意深刻，具有哲學的辯證思想。
   
     四
   
    第四點，從語法上看，中國人的取名大量使用修辭手段，構造文字游戲，造成獨特的效果。應當說，與西方姓名文化相對照，使用修辭并不是漢語姓名的專利。但是，由于漢語的音、形、義的特點，這種修辭所使用的修辭格和造成的獨特效果是中國特色的東西。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取名也是一種詞語的創造。一般說來，在語言生活中，個人很難有機會去創造新的詞匯。而取名則給予了人們一個天賜的機會。所以人們產生了要富有創造性地起名的心理，期望自己所取之名能得到社會的認可和好評。由于我們漢字之簡約，具有單音節性，同音字多，每個漢字涵義豐富，語法簡單明了，缺少形態變化，所以中國人開動腦筋，使得漢語名字也創造了修辭學上的奇跡。其使用的修辭格有：一，雙關。如：清代學者錢塘。與“錢塘江”之名雙關。當代歌星黎明，與時間名詞“黎明”雙關。漢語的特點是同音字多，同音字之間易于聯想。故姓名中大量雙關采用諧音雙關。如當代歌星費翔，與動詞“飛翔”諧音雙關。二，反復。如孔子的學生漆雕開，字子開。“開”字反復。唐代詩人李白，字太白。“白”字反復。三，頂真。唐代詩人杜牧，字牧之。“牧”字頂真。現代學者胡適，字適之。“適”字頂真。四，排比。有家譜輩份用字的姓名連起來，從廣義來看，也可以認為是一種排比。
   
    有時候，取名成了一種游戲。這種心理是有其美學基礎的。德國著名美學家席勒曾指出游戲對人類的重要性：“只有當人充分是人的時候，他才游戲：只有當人游戲的時候，他才完全是人。”[6]而漢語和漢字特別適合于進行游戲的需要，中國人又有重視語言文字和喜歡文字游戲的心理傳統。所以自然地，富有創造性地取名也同時帶有了幾分文字游戲的性質，讓人有會心一笑，耳目一新的感覺，體現了漢字所潛藏的巨大的表現力。
   
    文字游戲的效果是之一是常常借助雙關和諧音，造成姓名的構詞（句）化。漢語姓名創造了語法學上的奇跡：它可以是一個名詞，如民國影星胡蝶，現代詩人雷霆，當代美學家樊籬；可以是一個動詞，如清代詞人周濟，新中國領導人之一陶鑄；可以是一個形容詞，如宋代詞人周密：可以是一個主謂短語，如清彈詞藝人馬如飛，現代演員牛奔；可以是一個動賓短語，如現代詩人韓笑，當代歌手成方圓；可以是一個偏正短語，如現代語言學家薄冰；甚至還可以是一個主謂句，如現代作家馬識途，現代學者金克木；還可以是一個非主謂句，如現代詩人何其芳。以上種種，不勝細舉。姓名的構詞（句）化在古代還有一種別致的形式，即把名與字貫串起來成為一個詞語（有時候是一個古語或成語）。例如唐詩人王維，他名維，字摩詰，名、字連起來是“維摩詰”，和他“詩佛”的外號恰好互相印證。明代詞曲家高明，字則誠。名、字連起來恰好是《四書中庸》里的名句“明則誠矣”。
   
    除構詞（句）化外，中國人還采用同音、同形、同形旁、拆分、添加等手段達成文字游戲效果。同形的例子有南京經濟電臺主持人方方：同音的例子更多，例如當代運動員楊陽，當代作家韓寒；同形旁的例子有太平天國將領汪海洋，現代數學家江澤涵：拆分的例子有三類：名拆姓，如清代語言學家阮元，現代音樂家聶耳；有字拆名，如清代醫學家張璐，字路玉；有字拆姓，如作家舒慶春（老舍），字舍予。添加的例子有國民黨元老林森，現代作家李季。
   
    應當說，有的修辭格本身就帶有幾分文字游戲的性質，所以，在這里，取名上體現出來的修辭有時候與構造文字游戲是難分彼此的。
   
    五
   
    第五點，漢語姓名存在避諱現象。避諱現象亦大約起源于周朝。正因為中國人傳統家族對姓名高度重視，命名由家族祖先制定規則，且關乎家族的綿延，所以在命名上對祖先的敬畏心理就是自然的事了。避諱現象也由此產生。對祖先的敬畏具體體現為對祖先姓名的敬畏。取名決不能與祖先之名相同。日常使用中也不能當面提到自己或他人長輩、親人的名字。另外，封建社會對皇權的敬畏心理也要求人們避諱，任何人起名不得與當朝皇帝的名字相同。當儒家學說在封建社會上層建筑中的統治地位確立后，孔子被尊為“圣人”，其名字（孔丘）也具有了和皇帝的名字一樣的權威，成為避諱的對象。有關此類避諱現象的記載是很多的，在此本文不再舉例。而與這種心理相反，如果取名與他人的祖先、長輩同名，則表示對其極不恭敬，甚至表示污辱。例如清代著名晉商雷履泰和毛鴻翙。由于雷、毛兩家有仇，于是雷履泰給他的孫子取名雷鴻翙，而毛鴻翙也給他自己的孫子取名毛履泰。這種做法讓人啼笑皆非。
   
    六
   
    以上是從共時角度的分析。最后，我們再從歷時（歷史）的角度談談不同時期漢民族取名之文化心理。眾人皆知解放后國人起名常一窩蜂，如初始喜名“建國”、“見新”，后又皆名“向陽”、“向東”，文革流行“紅衛”、“立新”等。殊不知古代人起名亦一代有一代之流行，并同樣與人們的心理息息相關。例如最崇尚風雅的魏晉時代，起名要求格外高致。而高致無外“之乎者也”，“之”遂成為最時髦的名字。如王羲之，不但一門兄弟皆名之，又遺之子孫，兒子有獻之、徽之等，孫子有楨之、靜之等等，可謂風雅之致。佛教最盛的南北朝，又盛行以僧為名，僧智、僧佑、菩提之名甚多。唐末五代，戰火經年，民生苦難，渴求太平如久旱望雨，遂皆喜以“彥”字為名，僅正史記錄之名人就有一二百人之多。
   
    而至宋代，國勢日弱，從邊廷屢戰屢敗割地求和，至靖康被擄偏安一隅，使得文人集體無意識中慷慨激昂之志日減，寂寞衰遲之感日增。故而起名之中亦現萎靡不振，未老先衰之心理狀態。請看：詩人詞家中，以“老”命名的有呂同老、呂渭老、李彭老、李萊老等：以“老”命字命號的有胡松年字茂老、王千秋字錫老、裴湘字楚老、朱翌號省事老人，楊無咎號逃禪老人，曾覿號海野老農，賀鑄號慶湖遺老等。以“叟”命字、號的有王觀字通叟、張舜民字蕓叟、陳以莊字敬叟、何夢桂號巖叟。以“父（甫）”命名的有陳東甫、劉仁父、楊韻父；命字的有王安石字介甫，陳亮字同甫，劉敞字原父，吳琚字居父等。而“翁”字所用最多，以“翁”命名的有葉紹翁、家鉉翁、文及翁、張才翁、劉辰翁、魏了翁等：命字的有陳愷、楊炎正皆字濟翁、李演字廣翁等；命號的有歐陽修號醉翁、陸游號放翁、蘇庠號眚翁、岳珂號倦翁、吳文英號覺翁、朱熹號遁翁、孫惟信號花翁，劉子挲號病翁、趙令疇號聊復翁、哀長吉號委順翁、馮取洽號雙溪擬巢翁等等。
   
    參考文獻：
   
    [1]（瑞士）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M]．高名凱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 102．
   
     [2]陳建民，語言文化社會新探[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 46．
   
     [3]王希杰，修辭學導論[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 25．
   
     [4]侯耕，中國歷史文化名村：江村[M]．安徽：安徽旌德江村旅游公司，2002．
   
     [5]張德鑫，中外語言文化漫議[M]．北京：華語教學出版社，1996．
   
     [6]朱光潛，西方美學史[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 450．
   
    摘自《畢節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 2005年 第23卷 第2期》作者：章輝（中國藥科大學講師，現于南京大學中文系攻讀碩士學位。研究方向：漢語言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