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從人名、地名系統及不同的命名方法入手進行透視，討論漢語言中蘊涵的民族心理及中國傳統文化。

    專用語是詞語中反映特定對象的一類詞語，主要包括專有名稱和專門術語，它有明確的特指性，即每個詞語都有其特定的內涵和外延，如人名、地名等專用名稱都是某一特定對象的代號，從邏輯的角度來說，都表示單獨概念；專用語還有鮮明的民族性，即各民族把特有的文化因素融入其中，從而形成一種特殊的世界觀。例如漢族姓名是姓在前名在后，而且晚輩不能用長輩名字中的字，否則就被認為是對長輩的冒犯。而許多民族則恰恰相反：俄羅斯人是名在前，中間是父名，最后是姓；美國人姓前可以有一個名，也可以有兩個名；阿拉伯人的姓名中間可以加上父名或祖父名。可見，專用語深深扎根于民族文化的沃土之中，是一定文化背景下的產物，它的發生、發展無疑也受到文化模式的制約，負載著文化的內涵，是探尋不同民族、不同地區文化發展過程的化石。
   
    一、漢語中的姓名文化
 
    （一）姓氏源流與文化發展
   
    中國的姓氏源遠流長，早在遠古時即創立姓氏，伏羲氏就曾“正姓氏，別婚姻”，華人姓氏便從此向制度化、系統化、規范化發展。在上古時期，姓和氏是兩回事，各有含義和作用。姓是一種族號，氏是姓的分支。《說文》：“姓，人所生也。”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進一步解釋了姓字“因生以為姓”的組合道理，指出人由母親所生，故“姓”為女旁。西周時期的姓大多從“女”，這大概是氏族公社時期母系制度的一個特征性產物。在這個階段，婦女居支配地位，實行群婚，子女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世系從母計。而“氏”字本是個象形字，清•朱駿聲在《說文通訓定聲》中指出，“氏”字的字源本意是指木本，即植物的根，后來轉注為姓氏的氏，取水之源頭，木之根本的說法。南宋鄭樵撰《通志•氏族略》有這樣一段話：“三代之前，姓氏分為二，男子成氏，婦人稱姓。氏所以別貴賤，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今南方諸蠻此道猶存。……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可見，姓氏分開的作用：一是別男女，二是別貴賤，三是別婚姻。
   
    邢福義先生認為姓氏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即孕育階段、舊制階段和新制階段。第一階段，是在夏代以前出現了一些原始部落，各部落始組的名字便成了他們的代號，這就是姓氏的濫觴。它不以標志血緣關系為特征，沒有形成以家庭為社會細胞的宗族關系，更沒有形成穩定的世襲君主制。第二階段是在夏初到周代。這時已有了姓氏制度。在第一階段的基礎上有了重大的發展。這時的姓開始表示血緣關系，但和后世的姓仍有區別，出現了一夫多妻的父權制度。在這一階段，還出現了氏，它有9種來源，具體是以號為氏，以謚為氏，以爵為氏，以官為氏，以居為氏，以事為氏，以職為氏等，可見氏從姓中分化出來，不是以血緣關系而是以地域職官，特殊技能等為標志。第三階段是從三代后到今天，這個階段姓氏合二為一，是血緣關系的標志，每一個宗族使用一個固定的姓，是一種新的姓氏制度[1]。明清之際語言學家、史學家顧炎武在《日知錄》中說：“自戰國以下之人，以氏為姓，而五帝以來之姓亡矣。”姓氏之稱，自太史公混而為一”。所以到了漢代，姓氏已完全合并，姓即氏，氏即姓，并且從天子到百姓都有姓。
  
    （二）人名系統及文化的發展
   
    在我國，由于漢民族文化的影響，“姓+名”式結構成為中華民族姓名系統中最顯著的特征，那些受漢文化影響較深的民族如朝鮮、越南、蒙古等其姓名結構也是如此。而中國的名字又有一個復雜的系統，古代人的名字包含了名、字、號三部分，其中“字”要根據“名”來取，一般來說，它們之間有這樣幾種關系，一是名和字意義基本一樣，如屈平字原，諸葛亮字孔明；二是名和字的意義相呼應，字是名的擴展延伸，如司馬遷字子長，顏回字淵；三是名和字的意義相對或相反，如韓愈字退之，“愈”正好和“退”相反；四是名和字是類屬關系或意義部分重合，如南宮括字子容，張衡字平之；五是名和字虛實相生、動靜配合的，如孔子的弟子冉耕字伯牛；六是名和字是部分與整體的關系，如孔子的兒子孔鯉字伯魚。號，又叫別號，是在名字以外另起的一種稱謂，可以是3個字或3個以上的字。例如：陶潛號五柳先生；李白號青蓮居上；歐陽修號六一居上；王安石號半山；文天祥號文山。現在中國人的姓名已簡化多了，取號的習俗基本上消失了。
   
    人是文化的生物，姓名作為人的符號不能不帶有各個歷史時代、各個民族的文化色彩，它是民族文化的鏡象。
   
    1．尊卑有序的等級觀念在名字中的體現
   
    古人對于名字，不像我們今天僅僅認為是一個符號，而認為是與生命有著實際的和實質的關聯，“名也者，其人之魂也，其人之牛命所系也”。人有等級之別，那么名字也與地位、等級密切相關了。避諱就是為了維護封建文化的等級制，在遇到君主或尊者的名字時，不能直接說出，在發現自己的名字和他們的相同時，就要用改字或缺筆的辦法來避免。例如漢文帝名恒，所以《史記》中恒山改為常山。漢高祖名邦，所以東漢木刻石經碑將《論語•微子》中“何必去父母之邦”改為“何必去父母之國”；司馬遷父親叫司馬談，司馬遷《史記》中提到漢文帝的宦官趙談時寫作趙同。三國以后避諱的范圍不僅擴大了，而且更加嚴格，連音同或音近的字也要避用。例如：唐代大詩人李賀的父親名晉肅，因為“晉”和“進”同音，李賀居然因此不能舉進士。除改字外，還有缺筆或改音。例如，唐代避太宗的諱，“世”字改為“卅[2]”；又如《紅樓夢》里的林黛玉讀書“讀至凡書中有‘敏’字，皆念作‘密’，每每如是，寫字遇到‘敏’字又減一二筆”，因其母名“敏”。現在雖然不像古代那樣苛刻，但日常牛活中對長輩仍然有一些避諱，孩子不能叫父母的名字，下屬不能叫上司的名字，否則，就會被視為不禮貌、沒教養等。這固然體現了一種尊敬，但其形成也有深刻的歷史根源。這一等級文化還反映在過去的家譜中，家譜是用來標明輩分的，目的是為了“明世次，分經緯，永保同血脈的長存貫通”。這反映出宗族、忠孝文化影響的深度。
   
    2．干支、五行及儒家倫理在名字中的應用
   
    傳統是有歷史繼承性的，而且在繼承中又有變化，命名取義同樣如此，雖然不是每個名字都與時代的文化特征相吻合，但在總的傾向上，還是能看出一定的文化痕跡。夏商時期帝王多以天干為名，而當時用天干代表10個太陽，這反映了先人對太陽神的崇拜。到周秦時代，取名仍襲用天干，但有了些變化，便是配合陰陽剛柔，五行生①。后來五行學說成為人們認識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的理論依據。宋代大理論學家朱熹一家的取名排行就是依據五行的順序排列。朱熹的父親名朱松，“松”為木旁，木生火，朱熹的“熹”字是火字底，火生土，朱熹的兩個兒子名叫朱②，朱塾，都是土字底，根據五行土生金，朱熹的孫子名叫朱鉅，朱鈞，朱鑒等，金生水，朱熹的重孫輩名叫朱淵，朱潛，朱濟等[3]。這說明陰陽五行的觀念很流行，也說明當時已產生了自然物質的“物”的觀念。這種“物”的觀念經過唯心主義的改造成為最重要的陰陽學說，五行又與仁、義、禮、智、信聯系起來，成為儒家文化的綱領。于是，人們就把表現這種思想觀念的詞命之以名，來標明自己的追求。例如漢代楊修字德祖，程普字德謀，張飛字翼德等等，都體現了人們的道德取向。而今天人們取名字時，仍喜歡使用這些反映傳統美德的詞語，這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延續。
   
    3．社會發展帶來的心理變化在名字中的反映
   
    社會的發展會帶來社會心理的相應改變，特別是在急風暴雨般的社會大震蕩、大轉折時期，這種變化也影響到人名。例如：在新中國剛剛成立時期，推翻三座大山，人民翻身做了主人，喜悅之情溢于言表，在命名時多用“解放、建國、天明、南下”等以示紀念；在著名的“抗美援朝”時期，人名中出現了“抗美、援朝”等字眼，也出現了“停戰”這樣的名字，表明人們對這場戰爭的態度，也表明了人們希望和平的愿望；在“大躍進”時期，人們恨不得在幾年的時間內實現共產主義，生產上出現了“比、學、趕、幫、超”的勞動競賽，所以就有了“勝天、躍進、鐵漢、紅花”等名字；“文化大革命”時期，“革命、紅衛兵、不愛紅妝愛武裝”等詞語充斥生活的各個方面，名字中也不例外，出現了“文革、要武、永紅、衛兵”等；“十年浩劫”結束，中國重新走上正軌，這一時期經濟建設是中國的主要任務，發展經濟、改善人民生活是廣大人民群眾的迫切愿望，人名中也體現了這一點，出現了“振華、文明、躍華、建華”等名字。
   
    二、漢語中的地名文化
   
    地名由通名和專名組成，通名是指地名中表示該地名所指事物類別的字眼，這類字眼用于各種地名有相同的意義。如用于各級地方行政統稱的省、市、自治區等。專名指特稱，各地有各種各樣的地名特稱，就是其專名。例如廣州市，“廣州”是專名，“市”是通名。漢語的地名所反映或記載的漢文化非常豐富，可以說它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一）地名反映政治、經濟活動的歷史
   
    一些地名，看似平常，但仔細研究就能從它們的名字上了解某一時期的歷史或某個歷史事實。例如：地名能反映帝王年號。東漢獻帝建安時期，割據江東一帶的孫氏集團曾經在境內侯官縣另置一縣，取名為建安”；南宋高宗趙構以自己的年號“紹興”代替山陰縣，自此浙江紹興沿用至今。再比如，北京有不少地名是以“墳”字命名的，像“公主墳”、“八王墳”等給人一種陰森恐怖的感覺。但仔細研究，就會發現這些地名反映了北京的發展和變遷。這些地方本來在郊外，隨著北京城市建設的發展，過去一些王公貴族私家的墓地的亂墳崗子，也成了城中的一部分。又如北京的“天橋”，在元朝時，這一帶有河道、石橋，明清皇帝去天壇祭天時要經過這里，所以叫“天橋”，可現在橋上的石欄桿也被拆除了，看不出有任何橋梁的痕跡，但“天橋”一名卻成了歷史文化的蹤跡。地名還能反映經濟活動的歷史。據陳然先生的《從自貢之地名看井鹽開采史》一文說，自貢的許多街道名與鹽關系密切。現在自貢市保留以井命名的地方約220處之多，并且在自貢地名中以牛、竹和鹽命名的地方也很多，例如：放牛山、牛王廟、鹽店街、鹽馬路、竹棚子等，反映了當時鹽場以牛作為主要采鹵動力，以竹作為輸鹵、制鹽、運銷工具和鹽業出售、運銷的興盛景象。雖然現在機械代替了牛力，鋼材代替了竹料，但這些地名卻保留了鹽業歷史的痕跡[3]。
 
    （二）地名反映自然環境及其變化
   
    從地名中不僅可以了解某一地方或地區所處的自然環境，而且還可以了解其所處的自然環境的變化。有些地名是用“陰”、“陽”、上”、“下”、“左”、“右”、“東”、“西”、“南”、“北”等加上河山等名詞構成，如：“河南、河北”基本位于黃河的南邊和北邊；“湖南、湖北”基本上也是在洞庭湖的南邊和北邊；“山東、山西”是以太行山為界劃分；“漢陽”以漢水為標志，“淮陰”以淮河為標志等等。另外，從地名中，還能看到某一地方自然環境的變化。比如北京有個海淀區，乍一聽來，以為此地在海邊，其實別說是海淀，就是北京也與海沒有直接關系，但是海淀卻與水有著密切的關系。據明代袁中道《游西山記》中記載“出西直門，過高梁橋，楊柳夾道，帶以清溪，流水清澈……水益闊，是為西湖”等語。這說明從前海淀一帶湖泊眾多，由于氣候變暖，湖泊干涸，才變成今天的樣子。又如，濟南是有名的泉城，去過濟南的人卻發現并沒有什么泉，就連有名的趵突泉也要干涸了。但實際上，濟南確實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泉城，到處是泉水，只是現在自然環境的變化才使它干涸的。
  
    （三）地名反映漢民族重宗族的社會心態
   
    在我國地名中冠以姓氏的例子數不勝數，諸如張各莊、李家村、馮家村、王家屯等地名俯拾皆是，這種現象與中華民族重宗族的社會心態以及姓氏淵源有關。鄭樵在《通志•氏族略》中談到氏的來源時，提出以國為氏，以邑為氏，以鄉為氏，以亭為氏等。而“姓氏之稱，自太史公始混而為一”，姓氏混一的姓，大多數是從氏演變而來的。而氏又絕大多數是由地”而得到的，可見無論姓還是氏都跟“地”有不可分割的聯系。用姓氏標地名既是重宗族的表現，當然也是一種古老的命名方法。在歷史上，同姓的人聚集在一起，姓地名就作為宗族的標志，更好的與其他地方形成區別，能激發人們熱愛家族、熱愛鄉土的觀念。雖然隨著時代的發展，人口的遷移，有些地名失去了原來的意義，但我們仍能從中了解到中國人非常重視親情。
  
    （四）地名印證民族的遷徙、民族間的接觸及其他
   
    歷史上民族的變遷往往記載不詳，但地名的研究卻可以為其提供一些證據。例如“齊齊哈爾”、“哈爾濱”、“扎蘭屯”、“佳木斯”等，是我國古代女真族的地名，據此可以證明，現在黑龍江省一帶是女真族的居住地。又據《新注地理志》卷13記載，今陜西米脂有“龜茲”地名，古“龜茲”在今新疆庫車縣一帶。漢代的龜茲縣，既然在現在陜西的米脂境，可見當時已經有一部分龜茲人移居陜西了[4]。又比如北京的胡同之多聞名天下，號稱“有名的胡同三千六，沒名的胡同賽牛毛”。其實“胡同”一詞源于蒙古語，據考證，“胡同”一詞，元朝就開始有了，了解中國歷史的人都知道，元朝是蒙古族建立的，當時蒙古族非常強大，入主中原，在北京建都，北京胡同之多，恐怕與蒙古人統治中原不無關系。此外，地名還反映了某一時期商業區的分布及物資的集散情況，例如“米市口、菜市口、錢市、磚瓦胡同”等明白無誤地告訴了人們所銷售的東西。地名還能反映人口的流動，例如北京過去有不少地名是以外地的省或縣市名來命名的，像“蘇州胡同、河南營”等，這說明這些地方的居民是從以上地方遷徙來的。這種情況現在也有，在北京就出現了不少“浙江村”、“河南村”、“新疆村”更是人口流動的活生生的例證。

    ① 
   

    ②
   
    參考文獻：

    [1]邢福義．文化語言學[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2]楊德峰．漢語與文化交際[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3]林寶卿．漢語與中國文化[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

    [4]羅常培，語言與文化[M]．北京：語文出版社，1989.

    摘自《保定師范專科學校學報 2005年 第18卷 第1期》作者：楊立琴（保定師范專科學校中文系）王貞茹（保定師范專科學校繼續教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