儀邑城與啟封城

現在有一種觀點認為，儀邑城與啟封城的建城時間相差不多，將啟封建城的歷史當作當今開封城的建城歷史差別也不大。其實，兩者是有很大差別的。從春秋時期兩城的名稱來看，朱仙鎮的古城叫啟封，而當今開封城位置上所建的城叫儀邑；從當時的地理位置上來看，啟封城建在大湖蓬澤以南，而儀邑城卻建在大湖蓬澤以北，兩者相差20多公里，彼此隔湖相望；從兩城的歸屬來看，啟封城歸當時的鄭國管轄，而儀邑城卻歸衛國管轄，兩地不屬于一個諸侯國，各有其主；從城市的建設規模來看，啟封城在當時是個比一般國都還長100丈的大城，而儀邑城僅僅是衛國初期的一個二流甚至是三流的小城，兩者規模不在一個等級之上；更重要的是從建城的時間來看，啟封城至多建于東周初期的鄭莊公時期，大約在公元前743年以后，而儀邑城卻至少建于西周初期的周公旦平定“三監叛亂”時期，大約在公元前1023年左右，兩者相差有280年。我們一般所說的“儀邑是衛國東南邊境上的一個小城”，顯然沒有考慮這個時間差，從西周周公旦時期的儀邑到東周鄭莊公時期的儀邑歷經約280年之久，其建城規模似乎不應該停留在一個時間段上。

因此，如果說開封城的名字是從啟封建城時開始出現，還是比較符合歷史客觀情況的,但如果說當今開封城的建城時間從啟封城建城時間算起，那就有點移花接木之嫌了。這是兩個互相不能代替的問題，模糊不得。弄清這個問題，有助于我們客觀、真實地對待當今開封城建歷史的延續問題，也是對我們自己歷史文化的基本尊重。

按照這個思路來追溯，當今的開封城在西周或東周中期（約在公元前1023～前360年之間）以前叫儀邑；東周中后期（約在公元前360～前221年之間）叫大梁；秦漢時期（約在公元前221～581年之間）叫新里或浚儀；隋唐時期（約在公元581～907年之間）開始叫汴州；公元712年開封縣治移置汴州城內，與浚儀縣同城，開封城時叫浚儀時叫開封，后來開封的名稱就基本上延續了下來。也就是從那時起，開封之名與當今開封城才真正實現了名地相符，兩相合一。

盡管目前人們對當今開封城的建城時間問題有不少新的說法，正在積極地探討之中，但大家對“儀邑城是當今開封城目前可以考察到的最早所在地和使用名稱”卻沒有太大的爭議。因此，我們有資料和理由認為：當今開封城建城時間與衛國建立的時間相近，也就是西周時期的公元前1023年左右。

儀邑與繁臺——吹臺

在當時的儀邑東南部，有一個面積不小的高地，附近住著很多殷商遺民，他們是源自殷商時期氏族之一的繁（Pó音婆）氏。這些繁氏殷商遺民是周公旦留給衛康叔管轄，衛康叔又賜給大夫儀的順民，還是一直生活在儀邑本地，未當“殷頑”西遷的原始殷商居民我們現在不得而知。但我們可以知道的是，至少從這時起，這些繁氏殷商遺民就開始居住在了這塊高地上了，而且以后還產生了一個叫做“繁臺”（也曾被叫“婆臺城”）的地名。據有關姓氏專家考證，繁、儀不僅是開封，而且也是中國的兩個古老姓氏。這兩個姓氏之所以能夠產生和發展，一則源于殷商，二則同衛國有著深厚的歷史文化淵源。他們對以后儀邑的發展曾經起到過非常重要的作用。

繁氏殷商遺民之所以居住在繁臺高地，與儀邑一帶的地貌有著密切的關系。春秋前后，儀邑城的北邊緊臨著浚水（古水名，今已湮沒）；繁臺的東南部緊臨著大湖蓬澤；繁臺的北部“有牧澤，中出蘭蒲，方一十五里，俗謂之蒲關澤。”（《水經注》）當時還有忌澤湖（后與逢澤合垅）及不少沼澤地帶，地勢低洼，水多易澇。除去繁臺地勢較高外，在繁臺西北方向還有夷山、土梓山、爪兒隅頭山等，其位置分別在現在的鐵塔、土街、大梁門內一帶。儀邑城附近的所謂“臺”和“山”，說白了就是幾個比一般地平面高出幾十米的土崗子而已。由于繁臺附近地勢較高，不易受洪水侵襲，是居住和生活的好地方，很自然就成了殷商遺民繁氏在儀邑一帶居住較為集中的場所，也因此成了儀邑重點管理的地帶之一。

戰國時期，諸侯國都城的周長一般不過900丈，而一般城邑周圍超過300丈就會被諸侯看作是國家的禍害。所以，當時有個不成文的死規定：國公封邑時，大的城邑周長不得超過國都1/3，中等的城邑周長不超過1/5，小的城邑周長不超過1/9。當初，儀邑不過是衛國的一個小城，城邑的周長按上述規則應該不會超過百丈。從已知繁臺的面積來看，它的面積不亞于衛國的一個小邑。我們不妨來個大膽的設想，就是將繁臺看作是西周儀邑建城之前殷商子民所建立起來的“繁臺城”，也不是完全沒有可能的。

有人認為繁臺產生的歷史是在晉國師曠吹臺或漢代梁園建筑之后，竊以為這種說法恐怕還缺乏有力的證據和說服力。南朝梁人顧野王(公元519～581年)撰《輿地記》：“繁臺，本漢梁王鼓吹臺。梁太祖(朱溫，公元852年～912年)嘗閱武于此……后有繁氏居其側，又號繁臺。”其后，宋人吳處厚（公元1053年任進士）在《青箱雜記》中也跟著認為：“天清寺繁臺，本梁王鼓吹臺。梁高祖常閱武于此,改為講武臺。其后繁氏居其側，里人乃呼為繁臺。”不僅如此，吳處厚還進一步發揮說，這“則繁臺之名始”。可是，宋代王安石(公元1042年進士)在《梁王吹臺》詩中卻說“繁臺繁姓人，埋滅為蒿蓬。”說明至少在五代梁高祖閱武時，繁姓人就在繁臺消失了。這又與宋人吳處厚的梁高祖閱武“其后繁氏居其側，里人乃呼為繁臺”相矛盾了。

讓人慶幸的是，北魏地理學家酈道元(公元470年～527年)在《水經注》為我們提供了吹臺在西晉(公元265～316年)時，就已經稱呼“婆（繁）臺城”的記載：“梁王增筑以為吹臺，城隍夷滅，略存故跡。今層臺孤立于牧澤之右矣，其臺方一百許步，晉世喪亂，乞活憑居，削墮故基，遂成二層。上基猶方四五十步，高一丈馀，世謂之乞活臺，又謂之婆（繁）臺城。”這為我們證實了兩個問題，一是吹臺與繁臺在同一個地方，稱呼可以互相代用，屬于一地多名；二是至少在公元265年～316年西晉時繁臺就存在了，而不是宋人吳處厚所說的公元852年～912年梁高祖閱武“其后繁氏居其側，里人乃呼為繁臺，則繁臺之名始。”

我們似乎可以這樣理解：宋人吳處厚所說梁高祖閱武“其后繁氏居其側”中的“其后”，只是時間的泛指，而不是“梁高祖閱武”的具體時間所指；“繁臺之名始”恐怕是一種分析和推測，他自己也坦承“繁氏亦不詳，臺既以繁名，意必有顯者，而地理書皆不載”。就是說，吳處厚也不清楚繁氏和繁臺的最早歷史，自然也不知道“繁氏居其側”是本來就存在的歷史，只是后來才有了繁臺之名的記載，還是真的到了后梁高祖朱溫“閱武”之后才有繁氏居住，當地人這時才稱其繁臺之名的。他甚至懷疑，“臺既以繁名，意必有顯者”，就是說，叫繁臺之名肯定有明顯的含意。看來王安石“繁臺繁姓人，埋滅為蒿蓬”的詩歌，才是當時的實際情況。

據《宋東京考》記載：“……吹臺、繁臺，卷中所引各書，皆謂一臺而數名。乃于繁臺則并入吹臺。”證明了繁臺與吹臺的確實為一體，一臺多名，同時存在，不過后來繁臺并入了吹臺而已。

《水經注》證實，西晉之前繁臺上有“城隍”，但已“夷滅”。據說城隍是冥界的地方官，職權相當于陽界的市長。凡有城池者，就建有城隍廟，它跟城市相關并隨城市的發展而發展。這又告訴我們，西晉之前不僅繁臺是人工建筑，而且還確實存在著一個“婆（繁）臺城”。我們不妨假設，繁臺形成于吹臺之前，只是到了晉國時期樂圣師曠有了名氣，后人便在繁臺東部建起了吹臺，吹臺的聲譽才開始高過了繁臺；再后來繁臺的西部建成了天清寺，院墻高筑，人為地與吹臺分成了兩處，才導致它們各自孤獨而立、東西相望的局面出現。

有朋友為了說明此事的真實性，告訴我說：“繁塔與吹臺的建筑是在一條東西中軸線上，這足以表明當初開發建設時，兩者之間是有歷史聯系的。”如果真如此，繁塔—吹臺的聯合開發等于是恢復了歷史的本來面目，這又一次應驗了《三國演義》中“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至理名言，是一件值得欣慰與慶幸的和美之事。

開封城墻

繁塔

吹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