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十年長征，萬里縱橫”，這是對中國考古走出去的生動描述。從亞洲蒙古高原到中美洲熱帶雨林，從絲路沿線到非洲海濱，都可見中國考古人走出國門、參與國際聯合考古和文物保護的堅毅身影。從今日起，本報推出“文明互鑒·中國考古走出去”系列報道，記敘中國考古人赴世界古代文明區域進行考古發掘的生動故事和心路歷程，描繪中華文明與世界文明交流互鑒、交相輝映的精彩圖景。

 

　　美國的全國性大報《今日美國》日前刊發報道《中國努力成為世界考古領軍者》指出，在過去的30年間，中國投入大量資金培養了一批教育程度高、裝備精良的考古學家，他們的水平已經趕上美國、英國等傳統考古強國的同行。中國正努力成為世界考古領軍者。

 

　　這個判斷從另一個角度印證了中國考古人的遠大志向——“中國考古將面向世界、走向世界。”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王巍如是說。

 

　　走出國門考古是戰略需要、大勢所趨

 

　　“我們邁出國門的第一步，可謂大勢所趨、機緣巧合。”提及第一次境外考古，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高大倫說。那是在2006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陜西省考古研究院聯合在越南進行田野考古發掘。

 

　　1992年，一個偶然的機會，高大倫在越南同行處獲悉，越南有與三星堆文化相似的遺存，并見到了相關文物的圖片和資料。這一信息對于破譯三星堆文化之謎無疑是一條重要的線索。“去越南考古！”雖然這個夢想大膽得讓高大倫自己也有些吃驚，但他一直沒有放棄。正式的跨國田野考古，在中國史無前例，前期面臨的困難之多也可想而知。但是在同事和同行的支持下，2006年，一支中國考古隊終于出現在越南的遺址上。他們從調查、發掘，到修復、整理，自成體系的理論方法在越南的考古工地上得到了較好的應用展示，并取得了出乎意料的豐碩成果，受到了越南同行的高度肯定。

 

　　這是國內考古機構第一次在國外獨立完成的考古發掘，成為中國考古學界“走出國門第一鏟”。

 

　　作為“一帶一路”倡議中的文化板塊，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正逐步建立穩定和牢固的官方文化交流平臺;與上合組織、東盟、阿拉伯國家聯盟等多個組織成員國及中東歐地區建立了人文合作委員會、文化聯委會機制。在此背景下，中國考古學界也注重加強與國際學術界的溝通，關注周邊國家和地區的學術研究動態，跨越國界來思考人類歷史文化發展的脈絡。在“第一鏟”十年后的2016年，走出國門的境外考古已不再罕見。中國考古學界目前有約70個國際合作項目，包括調查、研究、合作發掘等各種形式，向世界展示了學術能力和水平。

 

　　探索文明核心區，為“一帶一路”提供學術支撐

 

　　21世紀以來，隨著我國綜合國力的大幅度提升，中國考古學進入全新的發展時期。2013年和2015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在上海召開了兩屆“世界考古論壇”，為世界各地的考古學家合作交流創造了一個國際性平臺，這是與美國考古學會主辦的國際考古大會并駕齊驅的學術盛會，在國際上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今年5月在鄭州召開的首屆中國考古學大會，也吸引了十余個國家的幾十位學者參與討論。中國成為名副其實的“考古大國”。

 

　　“進入世界古代文明發源的核心區域考古發掘，參與文明互鑒，是邁向考古強國的重要標志。”如今，從非洲肯尼亞海濱，到蒙古高原的草原;從古絲綢之路上的中亞古城，到中美洲叢林中失落的瑪雅文明古城;還有印度、孟加拉、柬埔寨等國的宗教寺廟和遺址，都留下了中國考古人堅實的足跡和勤奮的汗水。

 

　　王巍表示，對其他古代文明的考古探索，正是檢驗現代中國考古理念和技術的試金石，是展示中國考古實力的大舞臺，這一過程無疑會極大地推動我國從“考古大國”向“考古強國”邁進。

 

　　國家文物局副局長宋新潮則從更廣泛的視域對此進行了解讀。他說，通過開展境外考古項目，不僅能夠推動我國在相關領域的學術科研工作，而且更重要的是為“一帶一路”提供堅實的學術支撐。

 

　　走出國門的自信，源自考古人的底氣

 

　　中國考古敢于走出去、能夠走出去，源于中國考古的底氣。

 

　　正如宋新潮所說，中國考古學經過近百年的發展，逐步積累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科學方法，成長起一支高水平的工作隊伍，在世界考古學界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近年來，在境外考古工作中，獲得一系列突破性發現，得到相關國家學術界和民眾的廣泛贊譽。

 

　　8月15日，記者聯系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李新偉時，他正在洪都拉斯的科潘遺址上工作。作為“瑪雅文明中心——科潘遺址考古及中美洲文明研究”的執行領隊，他對中國考古人用實力說話深有感觸。

 

　　李新偉給記者講了一個小故事：哈佛大學已經在科潘工作數十年，形成了整套完善的發掘程序。中國考古隊的洪方合作伙伴荷西是在美國拿的博士學位，又配合哈佛大學工作多年，經驗豐富。洪方繪圖員和測量員也都參加過哈佛的發掘。工作之初，他們遵照哈佛的工作程序繪圖，使用的是傳統方法，一個繪圖員配一個助手，一天也只能畫一個探方。李新偉建議荷西使用在中國國內已經廣泛運用的三維成像技術，以提高工作效率。荷西開始對這個新方法很不信任，借口洪文物主管部門對發掘程序有明文規定，不能隨意修改，堅持用舊方法。中國考古隊就自己按新方法繪制出線圖，與他們的圖進行對比，讓他們認識到新方法快捷而且準確。荷西還是猶豫。李新偉又請來洪方監理人員到現場測量驗證新方法的準確性，終于說服了荷西，全面使用新方法，工作效率提高數倍。哈佛大學長期主持科潘發掘的費什教授到工地參觀時，也由衷稱贊中國的新方法更好。

 

　　王巍對中國考古“走出去”在學術上、技術上充滿自信。他表示，中國各地都有考古所，而中國地貌的復雜性，長期以來培養了一大批能夠從容應對復雜多樣的田野埋藏環境的考古學者，從中原內地的沉積平原到邊疆地區的沙漠綠洲，從超高海拔的青藏高原到不見天日的遠古洞穴，無論是干燥環境還是沼澤水浸，都有超強的適應能力和解決途徑，也發展出不同的發掘和調查設備、技術手段和處理方法。這樣的隊伍，完全可以應對世界范圍考古中遇到的各種考驗和挑戰。

 

　　十年長征，萬里縱橫。中國正在從考古“大國”向“強國”邁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