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建軍的鈞瓷，區(qū)別于記者曾看過的眾多窯口鈞瓷。詳觀其作品，風格平易而雋永、淡泊而含蓄，既反映出一種觀照自然意象的方式，也傳達了一種藝術(shù)家胸襟和心靈的姿態(tài)，同時是劉建軍本人深受傳統(tǒng)文化浸染，背負著弘揚傳統(tǒng)文化使命的體現(xiàn)。“十一”長假期間，在位于禹州市神垕鎮(zhèn)西開發(fā)區(qū)“劉建軍鈞瓷藝術(shù)工作室”里，記者采訪了慕名已久的劉建軍大師。
　　
    在擺滿素坯的作坊里，劉建軍大師正在和弟弟劉志軍大師探討宋鈞形制的《海棠式水仙盆》的造型。案桌上靜靜地擺放著100多件已經(jīng)燒制好的《海棠式水仙盆》、《鼓釘洗》、《出戟尊》。器物造型古樸，工藝精美，釉層肥厚且顯見流動狀的蚯蚓走泥紋。雖然釉色深淺不一，但多近于藍色，是一種藍色乳光釉。胎色呈深褐色，質(zhì)地堅實。這些作品仿佛從遠古走來，回到了孕育它們的地方，一路艱辛，一路奢華，一路坎坷，一路瑰麗。歲月蕩去的只有身上的浮塵，留下的仍是宋代的風華神韻。
　　
    看見我們的驚詫，劉建軍大師走過來拿起一個《海棠式水仙盆》介紹：“今年10月，在故宮博物院要召開‘2013年故宮博物院鈞窯學術(shù)研討會’，其間還要舉辦宋代名瓷大展。經(jīng)故宮博物院研究員、故宮博物院學術(shù)委員會委員、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耿寶昌先生力薦，故宮博物院經(jīng)過認真考察，決定讓劉家鈞窯為此次研討會設計制作220件仿宋鈞形制的《海棠式水仙盆》，并由故宮博物院監(jiān)制。同時劉家鈞窯燒制的《鼓釘洗》、《出戟尊》、《海棠式水仙盆》等諸器還參加大展。這些作品都是為此而精挑細選的。”
　　
    “這么多鈞瓷窯口，為什么只選劉家鈞窯呢?”記者好奇地問。
　　
    “這得從俺父親說起。”據(jù)劉建軍介紹，1952年他出生在神垕的鈞瓷世家。他父親劉振海是禹縣(禹州)鈞瓷二廠技術(shù)副廠長。劉建軍從小就喜歡到街上去“混”，到父親的廠里去玩。“看得多了，我十四五歲的時候，就學著用泥捏毛主席像章，用電爐烤毛主席像章。”
　　
    劉建軍說，“1968年，剛滿16歲，初中畢業(yè)，我就進了父親所在的鈞瓷二廠。”1972年，禹縣(禹州)各大瓷廠已經(jīng)開始研制、恢復鈞瓷生產(chǎn)，劉建軍渴望父親讓他到實驗室里搞鈞瓷的造型與釉色研究。但是，父親讓他去燒窯。燒窯，苦不堪言。一窯燒下來，二三十個小時;每隔15分鐘，添煤一次，又臟又累又苦。開始燒窯，劉建軍創(chuàng)下了連燒17窯的失敗紀錄。
　　
    無奈之下，他只好從頭學習。在學習盧振興、劉國安的經(jīng)驗，結(jié)合自己的情況后，劉建軍終于邁過了燒窯這道坎兒。
　　
    這窯，一燒就是8年。直到1980年，劉建軍調(diào)任禹縣(禹州)鈞瓷二廠技術(shù)科擔任副科長，負責釉面磚研究;1983年扶正，成為技術(shù)科科長。1984年年底，劉建軍升任鈞瓷二廠技術(shù)副廠長;1991年5月，調(diào)到鈞瓷一廠任廠長兼黨委書記;1993年，劉建軍辭職并于次年與弟弟劉志軍共創(chuàng)“建軍鈞窯”;2005年，“建軍鈞窯”更名為“劉家鈞窯”。
　　
    劉建軍陶藝生涯有近40年，陶瓷藝術(shù)成就卓爾不群，兩次與“中國工藝美術(shù)大師”擦肩而過。1988年，第四屆中國工藝美術(shù)大師評選，鈞瓷界推選的是鈞瓷一廠時任廠長劉國安、鈞瓷二廠時任技術(shù)副廠長劉建軍。但是，評選制度要求擔任領導職務者不得參選。于是，鈞瓷二廠推薦了邢國政、鈞瓷一廠推薦了劉富安。因為名額只有一個，邢國政已經(jīng)退休，劉富安當選為鈞瓷界的首位中國工藝美術(shù)大師。2006年，第五屆中國工藝美術(shù)大師進行評選，劉建軍與孔相卿、任星航、楊志被推舉為候選人，最后孔相卿、楊志當選，劉建軍再次落選。是年中國工藝美術(shù)大師評委范文典先生事后對劉建軍說：“你報送的評選作品，包括鈞瓷、汝瓷、官瓷、哥瓷，評委不知如何將你歸類，這可能是你落選的重要因素。”
　　
    劉建軍感慨地說：“燒鈞、汝、官、哥，說不為了掙錢，是笑話;說完全為了掙錢，也不是實話。鈞、汝、官、哥、定是宋代五大官瓷，其中鈞、汝、官、哥與青瓷一系，它們之間的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是顯而易見的。為燒好鈞瓷，我就必須研究汝、官、哥，燒好汝、官、哥呀!”3年后，劉建軍厚積薄發(fā)，燒出《道玄缽》，終于君臨天下。
　　
    如果沒有鈞、汝、官、哥四窯同燒，“劃時代”的《道玄缽》不可能誕生。回首而望，方知天道酬勤：四窯同燒是一座必然要過的橋梁，不在這座橋梁上艱苦它化，就不會有《道玄缽》的悄然自化。
　　
    說起故宮博物院的這次宋代名瓷大展，就又談到宋代鈞瓷。劉建軍告訴記者：“俺家里收藏的宋官鈞瓷片是目前已知最多、品種最齊全的。也由于這些瓷片，才與故宮博物院的耿寶昌先生結(jié)下了不解之緣。耿老先生不顧年邁，多次千里迢迢來劉家鈞窯進行調(diào)研。這些古瓷片，對于鈞瓷的形制特征、審美嬗變，甚至是學界一直爭論未休的年代問題，都可以提供有力的支撐”。而劉建軍，早已將所藏之瓷片歷歷于胸，通過熟練的拉坯成型，配釉燒造，終將世上僅存的18件傳世鈞瓷一一復燒。其仿燒作品足以亂真。
　　
    記者在劉建軍大師的工作室里，偶遇了其悉心燒制的《鼓釘洗》，釉色飾以天青與紫紅，紫紅釉上有結(jié)晶斑點。《鼓釘洗》周身以鼓釘作為裝飾，窯變色彩可愛自然。觀賞者不同、觀賞者的角度不同，對窯變產(chǎn)生的胎紋釉理的感知也不同。其妙奪造化的程度，是宋鈞的完美再現(xiàn)。面對復燒宋代鈞瓷時遇到的問題，劉大師直言不諱：“鈞瓷創(chuàng)作難，但復燒更難。因為宋鈞傳世精品人們非常熟悉，復燒出來如有瑕疵或稍有形神差池，便會被人一眼看穿;又因歷史圖片與實物之間有隔閡，從二維圖形中可得到的準確尺寸與釉色往往很有限，所以在復燒過程中，精益求精，每一件都做四到五遍甚至更多，目前已經(jīng)制作完成的有《鼓釘洗》、《花盆》等10種左右。另外，在釉色方面，宋代鈞官窯的釉色也有北宋、南宋之分。北宋時期，釉面色澤呈灰青色，開片大。在宋都南遷之后，帶走了大量匠人，就杭州老虎洞窯出土的鈞瓷來看，南宋初期和北宋大致相同，后來，釉面變化日漸趨于開片小這一特點。”
　　
    宋代在“以禮俗治天下”的統(tǒng)治手段之下，文人士大夫階層興起的尚古之風對陶瓷藝術(shù)創(chuàng)作最明顯的體現(xiàn)就是很多前代的禮器逐漸轉(zhuǎn)變?yōu)榧榔骰蜿愒O器在民間使用。這在劉建軍對宋代鈞官窯傳世瓷器的復燒過程中，深深體會到鈞瓷造型對青銅器器型的承繼。也正因為其造型特點多出于對禮器的演變，從而使宋鈞尺度工整，具有敬慕、含蓄之美。
　　
    面對宋鈞工整、嚴謹?shù)睦硇悦溃瑒⒔ㄜ妼τ浾哒f：“鈞瓷的器型，無非是兩個形式美法則，‘壓縮’與‘拉長’、‘曲線’與‘直線’。這是在復燒宋官窯鈞瓷時體會到的。在創(chuàng)作《道玄》系列時，就沿用了宋鈞簡單的坯體裝飾，沿襲了青銅器‘刻線’的藝術(shù)表現(xiàn)手法。另外，閑暇之余，我喜歡看時裝秀，時裝中的色彩廓型以及裁剪的線條，時刻提醒我‘藝術(shù)無處不在’。”
　　
    劉建軍指著放在展架上陳設的其中一件《道玄缽》對記者說：“它的器型外觀類似古文房用品中的筆洗，但在制作的過程中，我考慮到現(xiàn)代人生活方式的轉(zhuǎn)變，就將底部提高，使內(nèi)部腹深變淺，并引入汝窯傳統(tǒng)的弦線，使作品看起來圓中有方。”將生活方式融入藝術(shù)作品中，將藝術(shù)作品成為生活方式的物質(zhì)體現(xiàn)，這是作為藝術(shù)家的考量，也是大師特有的智慧。
　　
    劉建軍大師從業(yè)數(shù)十年來，屢次與國家工藝美術(shù)大師的頭銜失之交臂。提起此事，大師寬厚地笑著，云淡風輕，他說：“我這一生，是離不開鈞瓷的。對于創(chuàng)作，不抄襲是自己的堅持。瓷雖無聲，但可以通過器物來看一個人。所以，人首先要有德，至于是否擁有國家級大師的稱號，并不重要。隨著年齡的增長，我越來越體會到，鈞瓷藝術(shù)是現(xiàn)代鈞瓷人共有的東西，藝術(shù)需要個性化，但弘揚文化則需要共性化。”言語間的豁達令在場的記者動容。這種“心”擺脫“物”的掛礙、牽累和“無為而為”的達到物心和諧的境界，著實應和了莊子的“乘物以游心”。
　　
    未來的劉建軍，準備將作品分別以“復燒”、“傳承”、“創(chuàng)新”為三個主題，進行展覽。他在生活中提煉出的一套屬于自己的、特殊的、相對穩(wěn)定的藝術(shù)語言形式，將一一呈現(xiàn)在制瓷的節(jié)奏與空間的回旋中，使心得以容與，美得以安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