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閉性，而城市交流的廣泛又要求城市設施有一定的開放性，所以封閉性和開放性的融合是城市文化的新特點，城市里的家庭是私人生活空間，同時又是社會交際場所，家居的客廳面積大大地擴展，布置也相當講究；公共場所的電影院，劇院，茶樓，酒吧，網吧都設有各種類型的包箱，使公共文化空間擁有相當的私人生活場景。集約化、產業化、科技化、消費化、刺激性，這是中西城市文化的共同點。但是，西方城市的城邦聯盟制度歷史悠久，一開始就實行契約管理；中國的現代城市化進程則建立在廣泛的農耕文化基礎上，實行倫理約束，兩種文化的差異是顯而易見的。中國農耕文化的基本內容大致是，天人合一，篤信天命，順應世事，親近自然的世界觀；循宗法（家法、族規），守本分，重親情，信因果，戀土如命、重農輕商的農民意識；求溫飽、惜物產、愛自由、親自然、以耕作養殖為本，自給自足、恬靜散淡的日常生活態度與方式；分真假、講善惡、明是非的二元對立的直線思維特征。如果說西方的現代城市化進程中文化沖突并不尖銳復雜，那么，中國城市當下燈紅酒綠的刺激性強烈的城市生活與天人合一、散淡優雅的農耕文化存在著極大的不協調。城市化進程中的文化取代與文化融合是作家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豐富源泉。劉春來的城市化進程小說初步表現了分散與集中、散淡與競爭、倫理和欲望、親情與利益、節約與消費等種種深層的文化對立。這些對立與差異，集中表現為現代工業文明與自然古韻的沖突，城市化對鄉村原生態的摧殘，個人命運與時代風云對抗時的無奈渺小。十五里麻石街是資江河浪水打出來的，是排古佬和駕船人建起來的，一直是老街坊們的驕傲。可現在呢，龍鱗市對河新區高樓林立，有了鐵路有了火車站，鄉村角落里都通汽車了，大碼頭反而敗落了，十五里麻石街最大的企業輪船公司壽終正寢，排古佬和駕船人的子孫都一個個下崗了。麻石街上的老街坊因此而罵娘，埋怨農村來的有錢人居然到新城區買房落腳。曼蔓姐與四鐵匠經過了毀容和牢獄之變，最終反而永不分離地走到了一起，農業文明的倫理之美戰勝了現代城市物質化、欲望化的誘惑。這一切大大小小的人事變遷與細微的心理糾葛，體現了“人類文明現代變革”這個更加宏大而恒久的歷史命題，很有歷史的縱深度和藝術的立體感。
  
    劉春來近十年間的幾部長篇和中篇，在敘說都市生存艱難的同時，幾乎都在思考同一個問題：農民為什么要走出山村往城市發展？劉春來樸素而真實地寫到，農民進城 ，并非鄉下人的日子不好過，相反，“現在鄉下人的日子真好過呵，一年只要用兩個月時間就可以種好田了，再用一個月時間過好年，剩下的九個月如果不出去找事做，就只有坐在屋里打牌，你贏我的錢我贏你的錢了。”農民為什么還要不計后果地拼命往城里擠呢？作者寫道：村里有的老年人，一輩子連鄉政府都沒有去過。年輕人就不同了，每年年一過完，他們就都像沒頭蒼蠅一樣，將幾件換洗衣服胡亂塞在一個蛇皮袋子里，風風火火走四方。膽子大一些的跑深圳，跑海口，膽子小一些的跑龍鱗，跑縣城。他們總是用完了盤纏就回來了。這是劉春來城市化進程的寫作起點，他真正的深刻性在于：農民進城，力圖改變自己的處境和身份，乃是自然人性的掙扎，是人性向上生成的必然，因此不可避免地既帶有盲目性又帶有命定性。“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走”，只要是人，潛意識中都有一種追求文明的驅動力，因為任何人都是文化動物，內心都涌動著追求高貴、靠攏文明的要求。埃及現代著名作家納吉布•馬哈富茲說：“我是兩種文明的兒子……第一種是有七千年歷史的法老文明；第二種是已有一千四百年歷史的伊斯蘭文明。”城市是人類文明誕生的標志，也是人類文明發展過程中的一種特殊的方式。城市化是人類文明方式的轉變，也是人類文明進步的表征，當代世界的城市化進程，乃是人類進入現代化軌道的必然途徑，它將是一個長時期的發展過程。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斷言：“21世紀影響人類文明的因素有兩個，美國為首的新技術革命和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中國城市化的現代進程，自90年代初小平同志南巡，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潮聲，應和著農民進城務工的腳步聲開始的。劉春來并沒有從概念出發提供這一轉變的艱難，他集中筆墨書寫農村人在城里站穩腳跟的不容易和百折不回地追尋人類的現代文明。中篇小說《成長》全力書寫這一歷史的艱難過程和必然趨勢。我和早年的同學、戀人金枝，先是靠著城里的春叔，后是利用自己的拼命勞作，用“墻縫銀行”存錢，收集建筑廢料、腳料搭房，苦扒硬撐，當所有的農村人都回農村以后，終于在菊山花園的爛尾樓里勉強安頓了下來。我與金枝的道路雖然充滿艱辛，結局也一時難以確定，到底顯現了進城青年農民命運的一絲曙光。
  
    城市化進程總是大浪淘沙，泥沙俱下。丑惡與偽善在泛道德政治的驅使下，加上無聊媒體的推波助瀾，往往大行其道。他們用善良的假面，遮擋內心的黑暗，推行卑鄙的陰謀，達到害人利己的目的。七老板用美人計使對方掉落陷阱，屢屢得手；羅光明一邊發大水財，一邊送些盒飯、礦泉水出去，通過電視反復播放，沽名釣譽，全然不怕東窗事發。作為報人出身的劉春來在這方面的敘說有時雖不露聲色卻能鞭劈入里。凡此種種成就了劉春來小說的獨特與深刻。他近十年間的小說，既不是純粹的農村小說，也不是純粹的打工小說或城市小說。他用農民的眼睛和市民的眼睛交替地打量著城市化進程中的底層變化，為城市化進程中初級階段底層蛻變提供了精彩的實錄與有益的啟示。

   傳統價值觀、缺乏文化根底的人性蛻變和浪漫傳奇
  
    農耕文化與城市文化最大的區別就是生存狀態和價值觀的區別。農村生活恬淡知足，城市生活刺激性強烈。當前現代城市生活中，以道德倫理為評判標準的價值體系正在坍塌，以欲望為正當價值內核的價值觀正在蔓延；以倫理本位的家庭親情正讓位于以官本位為中心和以錢本位為終極的利益交換，市場化價值體系逐步建立；鼓勵消費，刺激欲望，欲望的道德合理性連同以利功為最高準則的價值目標并行不悖。這樣一來，對官、權、錢、色的相互交換關系欣賞多于批判，對底層市民勢必缺乏關照與同情，城市化進程中文學的道德評判在逐步喪失，其道德底線如何確定，作家的價值觀如何選擇，便成為當今城市文學或城市化進程小說創作中一個重要的理論命題。
  
    八十年前，沈從文抱定“沅水邊上的妓女也比城里的紳士純潔”的鄉村優越感，在城鄉小說中施與的好惡與褒貶，總是明明白白地偏袒著鄉下人。八十年后的劉春來也是這樣，他毫不掩飾地借作品中人物之口說： “就算你爸爸不是鄉下人，你爺爺也是鄉下人！所有的城市最開始都是鄉下呢，鄉下人是城里人的祖宗！”講的當然是事實，當今的現代化大都市上海，四百年前還是個小漁村呢！在《成長》中更直言不諱：“鄉下人不是人，跑鄉下的公共汽車也是城里公汽公司更新換代后淘汰下來的爛家伙，沒有一個窗戶是關得嚴實的。”由于作者的鄉下人立場，所以他的價值觀念純然是農耕文化的價值觀念。曼蔓姐與四鐵匠原是鄉村戀人，城里小老板老婆一死，曼蔓姐立馬就貼上去了，可四鐵匠不干，四鐵匠一橫一豎劃了溫柔兩刀后就去坐牢，男子漢的大恨大愛最終感動了曼蔓姐，她主動踹了那個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