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男人。她左臉上的隱約刀痕突然好美麗，“那是他們經過了磨難的真摯愛情紀念徽章呢。”這鄉下人的寫作立場和價值觀固然讓小說保持一種樸實的倫理美，但其公正性、深刻度是否因此而受到損害呢？作者在寫到曼蔓姐一時跟定城里的小老板后情不自禁地補述一句，“當年的女知青為了招工，還不是也有和公社干部睡覺的？”這雖然是曾有過的事實，可畢竟是誰都不愿意揭開的城市女知識青年的陳年傷疤啊！作者此時毫不留情地揭開它，不但沒有意義，反而有礙于小說思想的深化。劉春來還宜在寫作立場和價值觀選擇上作些科學的調整。
  
    農民的生活空間變化后，接踵而來的是職業的變化，生活方式和生活態度的變化，最終導致人的精神變化，意識變化，價值觀念的變化，總之一句話，人性發生變化。沒有表現進城的農民人性的變化，都不是城市化進程的完整再現。劉春來筆下的中國農民，在陌生的城市生存、發展，在融入城市這個新的生態圈時，自己在人格上也有所成熟，比如說，彭玉蓉最終皈依了佛門，娥姐也認同了佛教……，這一類描寫，意向固然是深刻的，但是否合理，是否成立就值得商榷了。陳了濱歷事太多，思慮太深，在人間蒸發，固然可信，但潑辣、精明、能干，欲望強烈的彭玉蓉，有時簡直咄咄逼人，是人們眼中的鳳姐兒，她在丈夫死后怎么會突然脫離紅塵呢？《紅樓夢》里也只有賈寶玉當了和尚，王熙鳳最后活得很是悲苦的。娥姐原是為了生存的愜意而進城，她的精神的超凡脫俗也來由不足。劉春來注意到了城市化進程中的人性蛻變，是他的高明，但缺乏文化根底的人性蛻變，提醒其對新生活新人物的藝術把握能力尚需修煉，他筆下的城市化進程小說還有廣闊的生長空間。
  
    他的《辦事處》和《時運》，兩個在城里立定腳跟的農村青年都有一個共同的神話般的奇遇，他們或者是那個特有錢的臺灣老兵的骨血傳人，或者是當年那個逃亡地主，現在的臺灣老兵尋找半世的報恩對象。臺灣老兵使進城農民成了經濟暴發戶，徹底改變了他們的政治地位和經濟處境。《辦事處》里的四老倌一夜暴富，還月薪五千，鄉長書記要進縣城或者到龍鱗來攻關，得要他陪了去才有效果，兒子羅庚榮從此不再踩人力車，當上了威風凜凜的警察；《麻石街》“又是一個臺灣老兵”，讓新痞子當了深圳分公司的董事長助理，全權代理龍鱗市的業務，他的妻子金妹佗被正式任命為臺資公司的財務總監。這種因外力介入導致人物命運的巨大變化的結構技巧，曾使大仲馬的《基度山恩仇記》，司湯達的《紅與黑》膾炙人口，也使今日劉春來的小說涌動著浪漫傳奇色彩。不過，在劉春來的農村人進城的小說中，這樣的結構總讓人產生“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的農民式的幻想，是否反而掩蓋了生活本身的嚴酷與深邃呢？作者也許可以重新作些思考。（作者為湖南省文藝評論家協會榮譽主席）作者:龍長吟【原標題：我市著名作家劉春來得到湖南文學界好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