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朝廷在經歷了黃巾起義與董卓之亂后已名存實亡，然人心仍維系于此。袁宏說：

    “漢自桓、靈，君失其柄，陵遲不振，亂殄海內，以弱致弊，虐不及民，劉氏之澤未盡，天下之望未改，故征伐者奉漢，拜爵賞者稱帝，名器之重，未嘗一日非漢。”

    雖然袁宏以“虐不及民”解釋人心歸漢尚待商榷，但他敏銳地看到了士大夫階層仍舊希望在漢朝的名義下恢復統治秩序的心態。黃巾起義被鎮壓后，閻忠曾勸執掌大權的皇甫嵩行不臣之事，皇甫嵩以“委忠本朝，守其臣節”而嚴加拒絕。董卓亂政后，袁紹等關東諸將因不知獻帝存否而推劉虞為主，劉虞亦以“宜共戮力，盡心王室”而加以斥責。

    即使是到了群雄并起時代，欲代漢者均遭強有力的反對，而且反對聲往往來自其親友彧僚屬。如袁術在給舊友陳珪信中顯不臣之意，陳珪即答：“今雖季世，未有亡秦苛暴之亂也，……以為足下當勸力同心，匡翼 漢室，而陰謀不軌，以身試禍，豈不痛哉!若迷而知反，尚可以免。”待到袁術欲稱帝，其僚屬“眾莫敢對”，以消極的態度表明反對的立場，主簿閻象更直接言明“漢室雖微，未至殷紂之敝”，進行勸阻。時為袁術下屬的孫策，已據有江東，亦寫信勸諫袁術忠心于漢室：

    “今主上非有惡于天下，徒以幼子脅于強臣，異于湯武之時也。又聞幼主明智聰敏，有夙成之德，天下雖未被其恩，咸歸心焉。若輔而興之，則旦、奭之美，率土所望也。使君五世相承，為漢宰輔，榮寵之盛，莫與為比，宜效忠守節，以報王室。”

    袁術稱帝后欲聯姻呂布，陳珪以“受天下不義之名，必有累卵之危”來恐嚇呂布，于是呂布便械送袁術使者至許都。再如袁紹并有四州之地后也想代漢自立，借主簿耿包之言試探軍府僚屬，然“議者以(耿)包妖妄宜誅”，袁紹知“眾情未同”，“不得已乃殺(耿)包以弭其跡”。

    汝南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遍于天下”。東漢門生故吏與師長故主的關系有如君臣，即使如此。袁術、袁紹代漢自立之意卻屢遭僚屬廣泛而堅決的反對。若將荀彧勸阻曹操晉爵魏公之事與上述諸事作一比較，便會發現其間的相似性：一方面作為僚屬，能夠忠心于府主，如荀彧為曹操僚屬，屢次挽救曹操集團，用曹操的話說是“以亡為存，以禍致福”，另一方面，當府主顯露不臣之心時，又堅決反對，荀彧甚至是不惜生命。這種相似性表明荀彧之所作所為實乃當日士大夫之普遍選擇，絕非立異之舉。

    我們還可以比較他們在勸阻府主時的言辭。荀彧所言為：

    “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振漢朝，雖勛庸崇者，猶秉忠貞之節。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

    此語將曹操所獲之權力的合法性限定在“匡振漢朝”上，再責以“忠貞之節”，其邏輯正與陳珪從反面警告袁術不要“陰謀不軌、以身試禍”、孫策從正面奉勸袁術要“效忠守節、以報王室”相同。“匡振漢朝”在當時語境中是不可動搖的政治原則。

    曹操在用荀彧計奉迎漢獻帝之后，曹操才能“挾天子以令諸侯”。如袁紹要南攻曹操，沮授認為“曹操奉迎天子，建宮許都，今舉師南向，于義則違 ”。而當曹操將征袁氏所據之冀州，張承卻認為“漢德雖衰，天命未改，今曹公挾天子以令天下，雖敵百萬之眾可也。”可見“漢朝”在時人心目中地位之重。誠如袁宏所言，“人懷匡復之志，故助漢者協從，背劉者眾乖，此蓋民未忘義，異乎秦、漢之勢，魏之討亂，實因斯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