擺在士大夫眼前的問題是。東漢政權已然瓦解，“匡復之志”并不能依靠皇權自身的力量來實現。他們所習慣的、適應于統一政權的政治觀念失去了依托之所，如果沒有認識到時局的變化，堅持以傳統的方式維護漢天子的權威，往往會產生南轅北轍的效果。

    董卓亂政，忌憚握有兵權且甚有威望的皇甫嵩，于是以漢帝的名義征召皇甫嵩為城門校尉，實為解除其武裝。皇甫嵩忠于皇命，不顧現實而應征，遂使關中、隴右皆成董卓的勢力范圍，反而助長了董卓的氣焰，使朝廷局面更加不堪。董卓死后，漢獻帝在關中被李催所控制。陶謙等關東諸將推朱倘為太師討李催迎天子，李催亦以朝廷名義征召朱俏。朱儁認為“以君召臣，義不俟駕，況天子詔乎”，不從陶謙而赴長安。與此同時，司徒王允在朝廷與李催相周旋，命宋翼、王宏分別出任左馮翊、右扶風，為朝廷外援。李催欲殺王允而先征宋翼、王宏入朝。王宏認為“以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征，明日俱族”，但宋翼堅持“王命所不得避”而應征，于是二人人朝旋即被殺，客觀上縱容了李催等為亂關中。

    可見，當朝廷之名為權臣所竊，迂腐地盡忠實則是遂權臣之意、陷朝廷于更加不利的境地。因而欲行匡復之事，首先便要直面亂世，在當時的政局中，依托割據群雄、借助他們的力量，就成為那些試圖中興漢朝的士大夫的唯一選擇。

    董卓亂政時，張承“欲合徒眾與天下共誅卓”，張昭勸他說：“今欲誅卓，眾寡不敵，且起一朝之謀，戰阡陌之民，士不素撫，兵不練習，難以成功。卓阻兵而無義，固不能久；不若擇所歸附，待時而動，然后可以如志。”張昭看到了自身力量單薄“難以成功”，所以主張“擇所歸附”。然而“歸附”的目的在于 “待時而動”，最終要“如志”即實現匡復之志，

    荀彧出仕曹操亦當是出于同樣的考慮。《后漢書·荀彧傳》說他“見漢室崩亂，每懷匡佐之義”，“聞操有雄略，而度紹終不能定大業”，“乃去紹從操”。荀彧洞察時局，“擇所歸附”是擇強而仕，其目的在于實現“匡佐之義”。可見，荀彧與曹操的結合，絕非建立簡單的府主與僚屬關系，彧者私人依附關系，其間隱含著政治合作的意圖。故而，范嘩論曰：“察其定舉措，立言策，祟明王略，以急國艱，豈云因亂假義，以就違正之謀乎。”范嘩將荀彧出仕曹操看作是一種策略。并肯定這種策略的正義性。

    觀荀彧生平所為，“崇明王略，以急國艱”最典型地表現在他力勸曹操迎漢獻帝一事上。荀彧言辭間雖以晉文公納周襄王、劉邦為義帝縞素作比，有籠絡人心之嫌，但觀其本心，實為顛沛流離的漢獻帝考慮：

    “今車駕旋軫，東京榛蕪，義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舊而增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民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雖有逆節，必不能為累，明矣”。

    可見荀彧首先考慮的是存漢之本，順民“懷漢之思”，防天下之逆節。所以范嘩認為他并非“因亂假義”，“以就違正之謀”。此舉也為裴松之所盛贊：“蒼生蒙舟航之接，劉宗延二紀之祚，豈非荀生之本圖，仁恕之遠致乎?”在稱贊荀彧有功于“蒼生”之外。裴松之外，裴特別強調了是荀彧使漢祚延長了二紀，并認為這是荀彧之“本圖”，是“仁恕”。

    與荀彧立身行事相近的還有沮授。袁紹初興，沮授即勸他“西迎大駕，即宮鄴都”為奮斗目標，其后又力勸袁紹迎漢獻帝，認為“今迎朝廷，于義為得，于時為宜”。

    可見，荀彧出仕割據群雄，選擇迂回曲折的途徑來達成“匡佐”的目的，這絕非是其孤立的個人行為，而是與漢末亂世時士大夫的普遍動向相一致的。正如范嘩所言：“士雖以正立，亦以謀濟。”對于懷抱匡復之志的士人而言，這種權謀是“本于忠義之誠”的權謀，最終是要“歸成于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