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華,生命學院教授施一公是學生們心目中的明星。1990年,他從清華赴美留學,獲得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博士學位后,任教于普林斯頓大學,36歲即成為該校分子生物學系最年輕的正教授。2008年,旅美18年的施一公毅然放棄優越的生活,回到清華大學工作,這被認為是中國科技界吸引力增強的標志之一。施一公曾說:“我回來的根本目的是為了育人,教育一批人,育人在育心,做科研是育人的一個重要環節。……我希望自己可以培養出一批胸懷大志而又腳踏實地的人才。”
良師益友的榮譽屬于全體老師
作為本屆“良師益友”得票數最高的獲獎者,施一公謙遜而動情地說,無論在清華的哪個院系,都有一大批戰斗在教學科研一線的老師,因為他們的默默奉獻,才會有清華的今天。他們的奉獻是清華成長進步的核心。從某種意義上講,“良師益友”的榮譽不是某個人的,榮譽是屬于全體老師的。
施一公至今還深深地記得自己在清華求學時老師們給予的無私幫助。除了學術上的諄諄教導,老師們對學生的生活也非常關心。施一公的父親早逝,當時家里面只靠母親一個人微薄的收入來撫養3個孩子讀書。老師知道情況后,幫助他申請助學金,解決生活上的困難。當時能申請到助學金是很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這讓施一公多年后依然心存感激。
師生情誼是清華文化的一部分
施一公對學生滿腔熱忱,他樂于和學生交流談心,是學生的好朋友。他說:“我非常不希望我的學生害怕我,取得同學們的信任是一件驕傲而開心的事情。” 他認為,良好的師生關系是清華文化的一部分。
作為良師益友,施一公很善于和學生溝通,不因為“代溝”而受阻。他幽默地說:“現在的學生二十多歲,我四十多歲了,年齡差二十幾歲,再過幾年可能要相差三十幾歲。現在說兩三年一個代溝,這么算下來我和本科生都有十幾代的代溝了。” 施一公認為老師首先要放下架子,與學生平等地交流。在學術上、在人生閱歷上老師的經驗豐富一些,可以為學生提出很多指導意見。
施一公還分享了他“怕老師”的趣事,認為學生也要多與老師溝通。他說:“我留學時非常怕我的博士導師。因為他長的很高大,身材很魁梧,而且常面部表情很嚴肅,我當時覺得我不是他喜歡的學生,不敢跟他說話。他也有幾個我覺得他非常喜歡的學生,他們會一起打籃球。但是后來在他給我寫推薦信時,比給那幾個他喜歡的學生寫的都好,我才知道原來他也很喜歡我,只是他的外表或肢體語言沒有表現出來,讓當時的我產生了錯覺。”
科學家的樂趣
施一公是有名的“科研狂人”,幾乎每天都要工作十幾個小時。他以科研報國,也以培養一流科研人才為己任。一談起科研,施一公的眼中充滿光彩,他談到了成功的喜悅,也談到挫折時如何做好心態調整。
施一公說,如果一個很久沒有攻克的課題成功做出來,他會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悅和激動,覺得豪情萬丈,希望給人類歷史、科學史留下自己的印記,為人類留下自己的資產。那種感覺比中獎、中彩、升官發財都要好。他深情地講到,“我覺得這是作學術的樂趣,也是科學家的樂趣!”
遇到問題時,他會仰望星空,調整心態。他說:“我自己常常會仰望宇宙,看一看就會覺得自己很渺小,遇到的問題也不算什么事了。我一直建議我的學生一定要有一個可以信任的知心的人,可以溝通可以交流,這樣出了什么問題就會有人幫你分擔,你就會覺得好很多。我還常跟學生說,你看還有比你境況更糟糕的人呢!”
施一公最崇拜的人卻不是某位大科學家,而是自己的父親。他說:“我崇拜我的父親,我覺得他非常優秀。他當過老師,數學物理都會,曾經上山下鄉,也進過工廠,是技術革新能手。我覺得我父親沒有不會的東西,他會剪頭發,會裁衣服,還會做菜,逢年過節可以做很多道菜出來。這些我直到現在也望塵莫及。”父親的激勵也是施一公奮勇前進的動力之一。
敢擔當,有作為
施一公決定回國這件事情曾經震動了國際科學界,有些人表示不理解,甚至有過很多誤解。但是,他用自己的行動使支持者歡呼,懷疑者嘆服,并帶動了一大批頂尖人才回國。在采訪中,我們更加感受到施一公對清華的熱愛之情,對祖國的赤誠之心。
談起學術理想,施一公躊躇滿志。他說:“在學術上,我始終覺得明天會更好,始終覺得自己還有很多夢想。這是我的性格決定的,學術方面我愿意在清華耕耘到生命的最后一天。我35歲時說自己還要在科研領域再奮斗十年,現在45歲了,我覺得我還可以再奮斗十年,我還有很多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還要再做更多的事情,再上一層樓。”
但施一公更高的理想在學生身上,尤其對清華的學生期望更高。他講到:“我覺得清華有非常好的學生群體,如果能夠眾志成城、齊心協力,中國的前途會是非常美好的!盡管我們的學生已經非常優秀,但我對他們的學術、思想狀況有更多期望。”
“敢擔當、有作為”是施一公對清華學子的寄語,相信也是清華所有老師對學生的期望。【原標題:施一公:我回國的根本目的是為了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