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作賓此次到工地，有些欣欣然，竟攜女友熊海平同行，同寓史語所安陽辦事處。4月9日，李濟在得到梁思永關于此事的報告后，立即回電，要求梁思永“維持工作站最小限度紀律”。(傅檔：元23-32)李濟的本意是木已成舟，只能杜絕環境和輿論的縱容，也想把這件事的影響控制在最小范圍。

　　傅斯年怒不可遏，自請“革罰”

　　事情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史語所歷史組研究員徐中舒自安陽返北平，向傅斯年講了此事。傅斯年怒不可遏，4月10日致電史語所，自請“革罰”：

　　中舒自彰返，始通知彥堂此行攜女友往，并住辦事處。弟汗流浹背，痛哭無已。追思本所風紀至此，皆弟之過，應即請革罰。弟今晚赴京(指民國政府首都南京)，辦理交待，并候懲處。乞陳在君、元任。(傅斯年致史語所電，載《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45頁)

　　傅斯年下“罪己詔”，大動肝火，其來有自：1934年夏，他與原配丁夫人離婚。其時，丁夫人在濟南陪侍傅母家居，而傅斯年游學任職在外，兩人同處之日頗少，嗣以新舊習慣不同，遂告離異。8月5日，傅斯年與俞大綵女士在北平結婚，俞女士畢業于上海滬江大學外文系，長于文學，其兄俞大維與傅斯年同學友好，經俞大維介紹與他們相識。此事自然引起一場風波，他不愿史語所再生是非，授人口實。

　　看到所長傅斯年的“罪己昭”，李濟也于同日致函丁文江，攬咎于己，自請處分：

　　昨得孟真兄一電，弟為之惶恐萬分，已托元任兄轉呈，想已早在鑒中。惟弟對此事真相現在未得任何報告，詳情如何，容探明后陳報，現在嚴重局面之演成，弟實不能辭其咎，孟真兄殆無責任可言，其理由如下：

　　(一)此時孟真如在假期中(“如”字疑為“尚”字之誤)，代理所長職者，弟也；

　　(二)彥堂此行，孟真事先已表示反對，弟實允許之；

　　(三)此事之發生又在考古組之工作站，為弟主持之事業。

　　據此，則此不幸事件之責任，一切均應由弟負，孟真兄殆無責任可言。理合陳請準予免去弟考古組主任一職，并交付懲戒，以維院紀而儆效尤。(《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耿云志主編，黃山書社1994年版，第23冊，245-246頁)

　　董作賓始知闖下大禍，心有戚戚，當日也向傅斯年李濟致電請罪，表達愧意：

　　賓因招待女同鄉參觀工作，致干本所風紀，無任惶愧，謹請即日辭職，以謝賢明。(《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23冊，244頁)

　　解鈴還須系鈴人。4月11日，李濟致電梁思永，“請敦勸彥堂實時返京”(傅檔：元23-33)。梁思永是殷墟工地的負責人，處在漩渦之中。4月12日和13日，他接連給李濟回電，報告事件進展：“得知孟真、中舒、彥堂三人皆因孟真認為彥堂伴女友來彰參觀有傷研究所風氣而辭職,事件嚴重已成僵局,弟對此事‘真相’不可不說明”；“彥堂明早赴平(指北平)，辭意堅決，決非弟力能挽留”；“彥堂與女友同行一事所引起之風波對工作站影響顯著,到處都是不安與惶惑。故盼吾兄早日決定以后計劃,如能提前來彰更妙。又研究所如決議挽留辭職各位,恐吾兄需親往北平敦勸。”(傅檔：考4-6-11、12)

　　為穩住陣腳，安撫同人，李濟4月14日再致電梁思永，“彥堂事正設法轉圜”。
　
    丁文江出面調解

　　一時間，傅斯年、李濟、董作賓以及梁思永都要辭職，史語所的“新學術”大業豈不中道而廢？中研院總干事丁文江聞訊后，即展開了一系列的調解。4月11日，他先通過徐中舒說項：

　　茲奉上致彥堂兄一函，乞為轉交。兄致孟真書有“為彥堂終身幸福”云云，弟意，“終身幸福”云者乃即終身工作之謂，有室家之樂不過工作必需之條件，本兄前書意，望兄善為弟等解釋，使彥堂勿負氣求去也。去歲弟反對元任、方桂挈眷旅行事，與此似異而實同，田野工作原系苦事，甘苦須大家共之，挈眷與攜女友皆足使同事有苦樂不均之感，孟真謂為“風紀”，實不如謂為“風氣”之為得也，一切統希兄善為說辭為荷。(《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23冊，247-248頁。)

　　丁文江這封信點到了問題的實質，“田野工作原系苦事，甘苦須大家共之，挈眷與攜女友皆足使同事有苦樂不均之感”。這也就是一年前丁文江頒發“禁止外出調查攜眷”令的真實原因。那時做田野，尤其是考古發掘，除了風餐露宿，生活艱苦，還得遭受地方勢力官商勾結的排斥，盜墓賊的打擊……所以在“前線”強調“官兵”平等，自有它的合理性。

　　董作賓攜女友的定性，“風紀”與“風氣”，一字之差，性質迥異。前者事關道德，后者責在輿情。事實上，董作賓離婚而戀上一女生早就不是新聞。董原來的婚姻為父母之命，結婚后因性情不合，雙方均感痛苦，1934年12月23日即與前夫人協議離婚，共登聲明于《中央日報》。1935年1月6日，殷墟工地上的青年考古工作者潘愨給同事李光宇的信中就提到，“董先生結褵大典，同人有何表示？”(傅檔：考4-8-5)那時，同人便以為董作賓已經或者即將“結褵”。因此照董作賓看來，攜女友并非偷偷摸摸的茍且之事。但董也許有些不便言說的原因，或者是雙方還有一些尚待解決的難題，于是對外并未張揚，僅以女友處之，殊不知這一來反而引起外界的猜測，引發軒然大波。

　　丁文江一邊勸說傅斯年李濟等人，一邊開導董作賓。他在4月11日致董的信里，殷殷陳詞：

　　昨晨接孟真來電辭職，濟之臥病亦有書來引咎，今晨復由所轉來兄自彰德所發灰電，孟真亦自平來，略悉一切經過。茲略就弟個人所見，為兄陳之。研究院為純粹研究科學機關，對于其職員之私人行為無干涉之必要，且無干涉之可能。但職員行動牽設[涉]研究院時，則公私方面均應極端慎重，此原則也。持此原則以衡此次之事實，則兄招待女友赴彰德，事先當然應得孟真或濟之同意；何況兄之女友又同寓彰德之辦公所乎?孟真之所謂“風紀”問題當即指此。孟真、濟之皆極愛兄，恐兄不諒，故不肯相責而自引咎辭職，并非欲以此逼兄，此意兄當能知之。弟意，請兄善自反省，即致孟真、濟之一函，對于事前未征同意，誠意道歉，則事即了。在中國目前狀況之下，研究學術非有機關不可，求一相當之機關，談何容易，任何人皆不可輕言辭職。弟當以此意告孟真、濟之及元任。茲謹以之告兄，請兄幡然改圖，勿作去意，勿以良友之忠言為逆耳也。(《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23冊,249-252頁)

　　丁文江又動員胡適出面說情。董作賓1923年入北大研究所國學門作研究生，正值北大文學院院長胡適大力提倡研究國學。兩人有師生之誼。丁文江在4月13日致胡適的信中寫道：

　　今天給你一個電報，請勸董彥堂勿辭。想已收到。現在我把有關系的函電都抄一份送給你，請你向彥堂解釋。經過之事實本很簡單。彥堂新與其夫人離婚，另外追求一個女學生。事前未向孟真和濟之說明，就把這位小姐帶到彰德去，并且住在史語所辦事處里面。孟真知道就打電報來辭職(參觀原電)。

　　此外的事實和我個人的態度，你看了抄件自然明白。我所要函請你向彥堂說明的：

　　(一)孟真對于他無絲毫的惡意。他本來是容易沖動的。他去年離婚的事，至今不免內疚，所以有這次的爆發，懂得他心理的人，很容易明白。

　　(二)我給彥堂的信，是與孟真、彥堂兩方面找臺階下臺，并非要責備彥堂。目前孟真的沖動已經大體過去，只要彥堂不辭職，我想就沒有什么問題。

　　無論你如何忙，請你務必向彥堂解釋，請他打消辭意。(《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23冊，181-182頁。)

　　然而，此時董作賓也許是見木已成舟，遂心如鐵鑄，打定主意擇枝他就。他向丁文江申辯自己的行止，對傅斯年猶有怨言。

　　4月24日，丁文江再致董作賓一封長信，聲聲入耳，字字在理：

　　適之來，得奉十五日手書，適赴申開會，遂未即覆，惟請適之先致一書，勸兄以工作為重，并述孟真態度，想已入覽。茲請再就兄書所言各點，略為申述如下，請兄平心靜氣，一細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