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張減輕民眾負擔

    《呻吟語》不同于其他理學著作的一大特征是呂坤獨特的民本思想，這種思想處處體現在《呻吟語》中。

    呂坤認為，民是國之根本、國之命脈，國家政權的存亡與民眾的作用休戚相關。“盈天地間只靠二種人為命，曰：農夫、織婦”。進而發問：“吃這一箸飯是何人種獲的?穿這一匹帛是何人織染的?大廈高堂如何該我居住?安車駟馬如何該我乘坐?”充分肯定了天下之人賴以生存的吃、穿、住、行是由農夫織婦提供的。呂坤告誡統治者要時刻“知君身之安危，社稷之存亡，百姓操其權故耳”。

    在《呻吟語》中，呂坤繼承了孟子“君為輕、民為重”的思想，要想到老百姓勞苦，要尊重他們的志向，“匹夫有不可奪之志”，“匹夫匹婦未可輕，而下士寒儒其自視不可渺小也。”

    呂坤強調：“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民眾是國之根本，是國家主體，有了民眾，國才得以為國，君才得以為君。民眾之生不是為君主而生，民眾之存不是為君主而存。而君主的確立則是為了民眾，為民眾的需要而設立君主。閱此，君主不可將天下之子女視為一己之子女，將天下財富視為一己之財富，供一人恣意肆虐揮霍，反對“使一人肆于民上而剝天下山人的自奉”。

    明末大儒黃宗羲正是繼承了呂坤的這個觀點，寫出了《原君》一文，其中經典名句“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為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就是從《呻吟語》中得到了靈感。

    呂坤為官期間，體察民眾疾苦，主張減輕民眾負擔。“天下之財，生者一人，食者九人；興者四人，害者六人。其凍餒而死者，生之人十九，食之人十一。其飽暖而樂者，害之人十九，興之人十一。嗚呼!可為傷心矣。”

    呂坤對官場中漠視百姓疾苦、只顧一己私利的風氣進行了抨擊：“饑者汝饑，寒者汝寒，爾白爾民，我自我官。”他的民本思想成為顧炎武、黃宗羲和唐甄、顏元等興起的啟蒙思潮的先聲。

    呂坤《呻吟語》中這些人生箴言和重民觀點，細細品味，頗具明體達用特色，對治國理政、修身立命、處事應物、培養品行等不無裨益，對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

    面對病態國家只能呻吟

    呂坤所處的時代，正值明王朝日趨腐朽、危機四伏之時。萬歷初年，在內閣首輔張居正主持下，整頓吏治、加強邊防、治理黃河，繼而推行“一條鞭法”，大刀闊斧地在政治、軍事、經濟領域采取強有力的改革措施，一時新氣象迭出。

    張居正死后，萬歷皇帝不僅將這位改革家抄家削爵，還否定了他的治國政績。張居正跌落神壇后，從皇帝到各地官員，爭相推翻他生前的變法措施，但呂坤在任山西巡撫時堅決反對否定張居正的“一條鞭法”等措施，力主清丈全省地糧。1612年，張居正的兒子為其父編刻《太岳先生文集》，由于當時張居正尚未得到平反，很多人噤若寒蟬，呂坤主動為之撰寫了一篇很長的《書后》，對張居正的文章、人格給予高度評價，并呼吁為其昭雪。在“終萬歷世，無敢白居正者”的情況下，呂坤不僅敢于站出來為其疾呼，還在文中以“門生”自居，這是很需要勇氣的。

    由于萬歷皇帝徹底廢除了張居正的改革措施，整個朝政陷入混亂不堪的局面：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官府，多缺乏主管長官，政事無人過問。而朝廷內外則是黨派林立，互相傾軋，一派混亂局面。在財政方面，國庫匱乏，入不敷出，國家機器難以正常運轉，社會矛盾日益突出。后世有“明之亡，實亡于萬歷”之說。

    這一時期，土地兼并之勢愈演愈烈，大批農民喪失土地，或淪為佃戶奴仆，或輾轉他鄉成為流民，加之萬歷派遣大批礦監稅使到全國各地，名為采礦榷稅，實則橫征暴斂、摧殘百姓，造成民怨沸騰，天下騷然。

    面對大廈將傾之勢的危局，頗有扶危濟困之志的呂坤屢次上書，坦言天下安危，并提出拯救危機、治理國家的方略，但壯志未酬，只能致仕歸鄉。

    對于時局的艱危和國家的病態，呂坤無力改變，他只能發出一聲呻吟，將他對人生、國家、社會的見解，發泄在一紙之上。正如他在《呻吟語》中所言：“呻吟，病聲也。呻吟語，病時疾痛語也。”

    《呻吟語》1593年付梓刊行，呂坤在談及刊刻之由時言道：“司農大夫劉景澤攝心繕性，平生無所呻吟，余甚愛之。頃共事雁門，各談所苦，余出《呻吟語》示景澤。景澤曰：‘吾亦有所呻吟而未之志也。吾人之病大都相同，子既志之矣，盍以公人!’因擇其狂而未甚者存之。”

    《呻吟語》，既是呂坤對那個時代的病態呻吟，也是對民生為本思想的一聲疾呼。【原標題：“魂兮歸來呂坤墓”系列之三 一部《呻吟語》處處體現以民為本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