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研究的主要方法，是召開座談會。調查組在浙江、上海聽了省、市負責同志的情況介紹，先后邀請國營工廠廠長、黨委書記、工會主席56人和省、市有關部門負責同志12人進行座談。座談會都是由彭真親自主持的。他反復強調，結論是產生于調查研究的末尾，希望大家打破框框，暢所欲言，各抒己見，講真話。座談會開得很活躍，提出不少好的意見和建議，也提了不少需要研究解決的問題。都認為企業領導體制改革勢在必行，絕大多數人贊成實行廠長負責制。

　　從座談會反映的情況看，雖然有了四個條例，企業自主權和企業領導體制的問題并沒有解決。普遍反映，企業外部關系是婆婆太多，自主權太小；內部領導體制是書記和廠長職責不清，責權不一致。有的發言也涉及整個經濟體制問題。有些問題提得很尖銳，不少說法很生動，對了解實際情況很有幫助。企業所反映的問題，都是推進企業改革必須解決的。有代表性的是：

　　杭州玻璃廠黨委書記沈惠臣反映：“四個條例有了，還有其他法規，但沒有真正貫徹，沒有深入人心，有人不愿意執行，不執行也沒事。”“現在工廠里是賈（假）書記，甄（真）廠長”。還說：“我們廠生產七萬箱玻璃，部里和省里都開了調撥單，一個新娘兩頂花轎，后來增產5萬箱才算勉強應付過去，折騰了一年。”

　　杭州中藥二廠黨總支書記祁興玉說：“三個條例章則太多，條文太繁，記不住。”他反映：“現在的情況是：上邊在變，中間在看，下邊跟著轉。”

　　杭州鋼鐵廠廠長章思明說：“工廠黨委由書記、副書記、廠長、組織部長、紀檢和工會主席組成，多數人不懂生產，要決定生產經營上的重大問題有困難。”還說：“按目前的辦法誰上臺都行，把我們這些知識分子提上來了，弄不好‘臭老九’變成‘老九臭’。”他反映，“工廠辦社會對工廠壓力太大，也辦不好。我們廠從托兒所到大學都辦，還有技校、黨校，還要辦醫院和療養所。規定管理人員不得超過16%-18%，把上級各個部門要求的人數加在一起遠遠超過了。”

　　杭州第二棉紡廠黨委書記朱兆順說：“企業內部關系要明確，書記和廠長要有主有副。”他提出一個很尖銳的問題：“廠長是以黨員的身份還是以廠長的身份必須執行黨委的決定？”

　　杭州叉車廠黨委書記蔡國禎說：“現在廠長責任大權力小，黨委有權力無責任，我是一身二任，所以矛盾不大。黨政要分工，但分得很清也難。”

　　當時，和農村實行聯產承包后出現的生動活潑局面相比，國營工業企業的改革顯得有些沉悶。雖然此前幾年放權讓利和擴大企業自主權的改革也取得一些積極進展，參加座談會的企業黨委書記和廠長對現狀還是很不滿意，要求改革的呼聲很高。杭州新華絲廠廠長吳維生說：“農業政策清清爽爽，一年打開局面，工業政策拖泥帶水，工廠心有余力不足。”他的說法反映了參加座談會的許多人的情緒。

　　在上海調查的時候，2月20日下午，袁寶華在錦江飯店駐地向大家詳細介紹了建國以來企業領導體制的變遷，以及工廠法的醞釀和起草過程。顧明作了補充說明。

　　彭真非常重視企業反映的意見。在座談會上，他始終全神貫注地傾聽大家的發言，沒有發表系統性的講話，只是在遇到發言人說得不大清楚或者很重要的問題時，提問或者插話。他在插話中強調實行廠長負責制的必要性，必須明確，工廠生產任務、計劃的貫徹執行，以及生產的指揮和經營管理工作，要由廠長負責。針對人們的疑慮，他解釋說：實行廠長負責制不是削弱黨的領導，也不是原樣恢復一長制，而是要黨委、廠長、工會三家搞好分工，各司其職，共同完成任務。彭真還找浙江和上海的領導同志開過座談會，聽取他們的意見。彭真在調查研究期間的談話要點，回來后綜合整理成《關于草擬國營工廠法的問題》在內部印行，1991年收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彭真文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