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定》的起草工作，是和廣泛而深入的調查研究結合進行的。在成立起草組的同時，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就改革中的重大問題，組織有中央和國務院有關部委同志參加的16個專題調研組，分別就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指導思想和目標、現代企業制度、中央和地方的關系、所有制和國有資產管理、市場體系和運行機制、投資體制、財稅體制、金融體制、價格改革、社會分配制度、社會保障體系、農村改革、科技和教育改革、對外經濟體制，以及法制建設等重大問題，進行調研。調研組由有關部委牽頭，各組都由一名副部長親自抓，總共有300多人參加。在6月2日起草組全體會議上，曾培炎同志就專題調研的組織和工作進度作了部署。從6月22日到8月10日，由溫家寶同志或者曾培炎同志主持，調研組分別向起草組介紹情況，交換意見和討論。這些會我全部參加了，總的印象是：綜合部門，像財政和金融，講得深些；專業部門往往反映本部門要求，但也提供不少鮮活具體的情況和分析，對起草工作很有好處。這些專題調研為起草組提供了豐富的背景材料。專題調研中許多好的意見被《決定》稿吸收了。此后多次中央重要文件，包括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報告和中央全會的重要決定，都組織有專題調研，形成一個好的傳統，對文件起草和科學決策有很大幫助。

　　《決定》的起草工作，是和黨中央、國務院推進改革的重大決策同步進行的。黨中央、國務院根據十四大精神，針對當時存在的貨幣投放過多和金融秩序混亂、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膨脹、財政困難加劇、經濟發展“瓶頸”制約強化，以及通貨膨脹加速等亟需解決的問題，于1993年6月24日頒布《關于當前經濟情況和加強宏觀調控的意見》，采取16條重大措施。中央在采取這些措施的時候，強調要著眼于加快改革步伐，從加快新舊體制轉換中找出路，把改進和加強宏觀調控、解決經濟中的突出問題，變成加快改革、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動力。中央的果斷決策對于改革和發展起了重要作用。全會閉幕之后，國務院迅即召開全體會議，貫徹落實《決定》精神。李鵬同志于12月1日在全國經濟工作會議上部署1994年的投資體制改革、財稅體制改革、銀行體制改革和匯率并軌。國務院在很短的時間內，于1993年12月15日、12月25日和1994年1月11日，分別作出《關于實行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的決定》、《關于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和《關于進一步深化對外貿易體制改革的決定》。這些重要的改革方案，是十四大以來一年多實際工作的成果。改革方案的研究，許多是朱 基同志親自主持的。《決定》所說的改革措施，有不少實際上是對醞釀已經比較成熟的方案的確認。我當時參加了黨中央和國務院許多這方面的會議，知道改革的緊迫和工作的艱巨，也看到黨中央和國務院推進改革的決心和魄力之大。像財稅體制和金融體制改革這樣大的利益關系調整，絕不是幾個起草文件的人能夠做到的；即使設計了方案，如果沒有黨中央和國務院的有力領導，改革也是難以推行的。

　　在文件起草過程中，我列席了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和中央政治局討論《決定》提綱和《決定》稿的多次會議，深感中央不僅高度重視，而且對實際情況和改革所面臨的困難有清楚的了解。討論都是很務實的。來自各方面的不同意見能夠得到反映，一時難以決定的問題容待繼續研究后再作討論。文件起草過程也是不斷集中正確意見的過程。中央領導同志對于文件起草的難處有深切理解，所以多有體諒而并不苛責。起草組同志都有高度責任感，工作是嚴肅認真的，內部討論是各抒己見和暢所欲言的。這些都提供了很好的工作氛圍，使每個人在起草工作中都能得到鍛煉和提高。(作者系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理事長)【原標題：王夢奎：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起草的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