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夢奎:關于“十二五”時期的發展
2013/11/14 17:10:35 點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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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年規劃工作的制度化
“十二五”規劃是在20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時間過半,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新形勢和新任務條件下的五年規劃;是在經受嚴重金融危機沖擊,國際經濟格局正在發生重要變化條件下的五年規劃。
新中國成立以來先后有過十一個五年規劃,改革開放前5個,改革開放后6個。前十個稱“計劃”,從“十一五”開始稱“規劃”。從“一五”到“七五”稱“國民經濟計劃”,從“八五”開始稱“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或者規劃。從五年規劃的制定和執行情況,可以看出國家發展的軌跡和脈絡,也反映出經濟體制和發展理念的進步。
改革開放前最成功的是“一五”計劃(1953~1957年),當時沒有經驗,但非常認真地編制計劃,向蘇聯學習,從1952年開始,經過三年半時間編成,時間已經過半。1956年黨的“八大”提出關于制定“二五”計劃的建議,國務院從1957年開始編制“二五”計劃。但從1957年下半年開始,批判右傾保守思想,接著就是“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國家政治和經濟生活陷于混亂,經濟發展戰略目標和政策變化不定,五年計劃很難正常編制和執行,F在看來有點不可思議,中國號稱實行計劃經濟,但從“二五”到“五五”都沒有按法定程序提交全國人大審議批準,也沒有正式公布實行。“五五”計劃包含在當時編制的《十年規劃綱要》之中,沒有獨立文本。改革開放以來,從“六五”(1981~1985年)開始,法定程序都比較健全,經過全國人大審議批準,但“六五”和“七五”時期(1986~1990年)都遇到大的經濟調整,計劃也經常變化。我從“八五”(1991~1995年)以來參加了歷次中央關于五年規劃“建議”的起草。在準備“八五”的時候,剛剛遭遇嚴重的通貨膨脹和政治動蕩,當時把困難估計重了,在鄧小平南方講話以后,1993年3月黨的十四屆二中全會對“八五”時期的經濟增長速度、產業結構、利用外資、進出口貿易和投資規模等重要指標進行了大的調整。“九五”(1996~2000年)以來的三個五年規劃,加上現在正在制定的“十二五”規劃,黨的十四屆、十五屆、十六屆、十七屆中央委員會,都是在五中全會提出關于制定五年規劃的“建議”;第二年3月,也就是新的五年規劃開始的第一年的全國人大會議,審議通過國務院制定的五年規劃。五年規劃制定工作的制度化是國家政治和經濟進步的表現。
“一五”到“五五”是計劃經濟體制,“六五”到“九五”是經濟體制轉軌,“十五”以來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在實行計劃經濟時期,除“一五”外都沒有嚴格制定和執行,法律程序也不健全;倒是經濟體制開始轉軌和實行市場經濟體制以后,五年規劃的制定和執行,逐步走上了制度化的道路。按理說,計劃經濟體制是應該嚴格計劃制定和執行的,為什么反而沒有做到呢?究其原因,第一,是決策的隨意性,例如“大躍進”;第二,是政治不穩定,例如“文化大革命”時期;第三,是具體操作方面的原因,在社會經濟情況復雜多變條件下搞大量的指令性指標確有困難;第四,更重要的是,對我國社會經濟發展階段和基本戰略目標把握得不準,例如上世紀50年代末期提出“超英趕美”,60~70年代提出2000年實現四個現代化;還有些具體的目標,例如1980年實現農業機械化,等等,都是不可能達到的戰略目標,按照這樣的要求搞規劃,誰也搞不好。改革開放以來,確立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三步走”戰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構建和諧社會”,這些大的戰略定位和部署對了,加上對外開放后能夠以國際視野看待中國的發展,經濟社會發展規劃才有可能比較符合實際。
現在國際金融危機最危急的時刻已經過去,但世界經濟復蘇緩慢,還有不少不穩定和不確定因素。發達國家失業率居高不下,國際金融市場脆弱,主權債務危機,外匯市場矛盾尖銳,這些風險又大多相互關聯。最近美國宣布實行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在2011年上半年以前增持6000億美元國債,給世界經濟帶來新的危險因素,也使我國面臨更為復雜的國際經濟形勢。我們既要鞏固和擴大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成果,保持政策的連續性,也要順時應變,考慮世界經濟的新形勢和金融危機過后的長遠發展。刺激經濟的政策,哪些要延續,如何延續?哪些要退出,什么時候退出?都是需要研究解決的問題。總的原則應該是:實行刺激經濟政策要以不引起嚴重通貨膨脹和加劇生產過剩為限,退出刺激經濟政策要以不引起經濟嚴重下滑為限。
“十二五”是20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第三個五年規劃,要和2020年的發展目標相銜接。到“十二五”末,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應該有個大體的眉目,所以要有更長遠的預見,不能只顧眼前。
中長期規劃的編制和實行也涉及體制問題。黨代會、人代會、五年規劃,都是五年。但是,黨代會年份是逢二、逢七,人代會和政府換屆是逢三、逢八,五年規劃起始是逢一、逢六,時間不完全一致。單獨來看,每一個方面都是制度化的,但綜合來看,中央和地方都存在決策者和執行者不完全一致的情況。這是歷史形成的,現在不可能改變。都是共產黨領導,有政治穩定性和政策連續性,這是中國的特點和優勢。雖說如此,也需要在規劃中強調兼顧當前和長遠,長短結合,標本兼治。在中央“建議”起草過程中,這一點是很明確的。
責任編輯:C009文章來源:光明網 2011-0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