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
　　
    第一，從人均收入看，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中國已經由下中等收入國家進入上中等收入國家（人均GDP3800～11000美元）的門坎。這會引起消費結構的升級，相應地也要求產業結構的升級。必須有更高的發展質量，才能適應社會需求的變化。隨著工資水平的提高，勞動力低成本的優勢會減弱，“未富先老”的老齡化也會帶來新的社會壓力，必須轉變發展方式才能繼續發展。
　　
    第二，從社會結構看，“十二五”時期城市人口將超過農村人口，城鄉二元結構正在改變。這是社會結構和生活方式的深刻的歷史性變化，對經濟社會發展有重要影響。中國走什么樣的城市化道路，這不僅是城市如何建設和發展的問題，也有下一步農村如何建設和發展的問題，關系整個國家未來面貌的塑造。
　　
    第三，資源和環境的制約。經濟規模越來越大，加上增長粗放，資源和環境制約的嚴重程度是過去想象不到的。2000年消耗14.5億噸標準煤，2010年達到32億噸，增長1.2倍。即使努力減少單位產出消耗，消耗總量還會繼續增加，靠拼資源的粗放式增長不可能持續。我們不僅有后發優勢，也有后發劣勢，資源和環境制約就是后發劣勢。
　　
    第四，國際競爭面臨新的形勢。國際經濟危機正在促進新的技術革命，世界主要經濟體都在搶占后危機時期的技術和經濟制高點，國際市場競爭的格局也在變化。我國商品出口額已居世界第一位，但主要是勞動密集型產品，在出口產品中自主品牌不到10%，即使是統計中的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大部分也是中低端加工裝配環節產品，國內增加值不高。國際市場資源價格上漲加大了我國制造業成本，削弱了我國產業的競爭力。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使我國產品在國際市場受到限制。這次金融危機的沖擊，使我國投資與消費、內需與外需結構不合理的矛盾進一步凸顯，轉變發展方式更顯得刻不容緩。
　　
    廣義地說，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是涉及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建設的廣泛領域的深刻變革。狹義地說，我認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基本精神，可以概括為兩條：一條是更加注重提高發展質量，一條是更加注重改善民生。
　　
   更加注重提高發展質量，實質是正確處理經濟增長速度和效益、數量和質量關系的問題。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就是要更加注重經濟增長的“質”的方面，真正把提高經濟效益、提高發展的質量放在第一位。這是一個根本性的轉變。強調提高發展的水平和質量，不是說速度問題不重要。我國正處在工業化和城市化快速推進階段，需要保持比較大的投資規模，建設一大批重要工程項目，也需要保持比較快的增長速度。沒有一定的增長速度，就業就會發生很大困難。美國要解決600萬人就業，就是不得了的大事，我國城鎮每年有2000多萬人需要就業，其中大學畢業生就有幾百萬人，農村還有1.5億勞動力需要向非農業產業轉移，而每年新增就業崗位只有1000萬個左右，就業壓力很大。所以，要采取積極的促進就業的政策。在發展新興產業的同時，要繼續發展國內外有市場的傳統產業；在采用高新技術的同時，要繼續發揮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優勢。中國經濟發展不平衡，產業和技術發展也是不平衡的。技術的進步，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是經濟轉型和社會轉型的比較長的過程，不是短時期所能完成的。不能承諾在短期內實現過高的節能環保目標而犧牲應當爭取的經濟增長。
　　
    應該說，對于經濟增長速度的重要性，從認識到實踐已經解決了。我們的體制和政策，在不少方面是把增長速度放在突出位置的。經濟發展中的許多弊病，例如粗放式投資的過度擴張，過分依賴物質資源消耗和第二產業拉動的經濟增長，都和片面追求增長速度有直接關系。現在成為突出問題的，不是爭取更快的速度，而是提高發展的質量。中國經濟發展到今天，粗放增長的路子不能再走，實際上也難以持續，資源環境不許可，國際競爭不許可，人民提高生活水平和質量的要求也不許可。在速度和效益、數量和質量的關系上，必須切實把提高經濟效益和發展質量放在第一位，更加注重經濟結構的優化，城鄉發展和區域發展的協調，科學技術水平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資源的節約和環境的保護。這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最重要的內容。對照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各項要求，實現經濟總量目標和人均目標不算難，今后10年只要達到平均5.5%的增長速度，就能實現2020年比2000年人均GDP翻兩番的目標。真正難的，是提高發展的質量，涉及經濟結構調整、農村地區和中西部發展、生態環境的改善，以及社會事業發展方面的目標，實現難度都比較大，需要做更大努力。
　　
    中央的“建議”沒有規定增長速度和其他數量指標，國務院將來制定規劃會有數量指標。指標分為兩類：約束性和預期性。約束性指標，主要是反映經濟效益、發展水平和改善民生要求的，包括單位產出資源消耗的降低、污染物排放總量的減少、森林覆蓋率的增加，以及社會保障方面的一些指標，在“十一五”規劃中共有8個約束性指標。預期性指標，主要是反映經濟發展數量要求的，或者是不容易精確規定的指標，包括國內生產總值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服務業增加值比重、城市化率、失業率和城鄉居民收入增長率等，“十一五”規劃中共有14個預期性指標。關于約束性指標和預測性指標的劃分和設置，是規劃工作的進步，也是適應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十一五”規劃中關于約束性和預期性指標的設置和執行結果，總的說是很好的。根據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需要，“十二五”規劃也可能會作個別的調整。
　　
    更加注重改善民生，實質是正確處理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關系的問題。
　　
    發展經濟的根本目的是滿足人民需要，改善民生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在工業化和城市化快速推進階段，投資率比較高、消費率比較低，有一定的客觀理由和不可避免的性質。在快速增長的條件下，比較低的消費率也可以提高實際收入和消費水平。實際上這些年來城鄉收入和消費水平都是有明顯提高的。但是，和投資與經濟高速增長相比，民生改善相對緩慢，積累的問題比較多，有些方面矛盾很尖銳。中央“建議”提出兩個“同步”，即“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加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這是正確處理社會分配關系必須堅持的一條基本原則。可以說，這30年是以和前30年不同的形式，進行了工業化的“原始積累”。這種“原始積累”帶有一定的歷史必然性，但不能長久持續。而且，基礎設施建設在逐步完善，不能無限制地繼續擴張；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問題越來越突出，繼續擴張沒有市場，就是說，內需動力已經發生變化，過分依賴投資已經不能保證經濟持續增長，必須在改善民生方面多做文章，包括促進就業，調整收入分配關系，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和提高保障水平，以及文化教育和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這些方面發展的潛力和空間很大，會成為新階段擴大內需和促進經濟持續增長的重要源泉。可以說，經濟發展方式能否順利實現轉變，現代化建設能否比較順利地進行，國家能否長治久安，歸根到底取決于民生問題的解決。
　　
    改善民生，一是靠增加居民收入，二是靠改善公共服務。改善公共服務需要政府增加投入，特別是社會保障、醫療衛生和文化教育方面，更需要政府投入。1952年國家財政收入只有62億元，1978年突破1千億元，用了26年；1999年突破1萬億元，用了21年。由于經濟快速發展，加之基數越大每個百分點的絕對量也越大，從1萬億元到2003年突破2萬億元只有4年；之后只用2年，2005年突破3萬億元；2010年有望超過8萬億元。這里說的都是現價，即使考慮到通貨膨脹因素，國家財力的增長也非常可觀。這就有可能用更多的財力解決民生問題，加快社會保障制度建設。近年來開始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城鎮居民基本醫療制度，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制度已經實現全覆蓋，農村養老保障已經在全國20%以上的縣實行，全國普遍實現了養老金的省級統籌，這些都是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突破性進展。雖然現在保障水平還很低，有些制度還沒有實現全覆蓋，但中國特色的社會保障制度框架已經初步形成，為繼續發展提供了好的起點。
　　
    改善民生要以經濟發展為基礎，不能超越發展階段。關鍵是把握適當的“度”。我國經濟發展水平不高，人口多，社會保障起點低，現階段的社會保障必須堅持廣覆蓋、保基本、多層次、可持續的方針。廣覆蓋就是全面覆蓋城鄉，但只能保基本，水平不可能很高；因為經濟發展和收入不平衡，所以要多層次；可以持續才能有更大發展。做好事也要循序漸進，量力而行，不可能一天做完。社會福利剛性很強，增加皆大歡喜，要減少是很難行得通的。人們的期望永遠不可能完全滿足，如果步伐過大，超過了經濟承受能力，就會損害經濟發展的活力，一旦難以持續甚至引發社會動蕩。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一些國家的社會動蕩，大多和社會福利受到限制有關。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面臨許多“兩難”選擇：既要保持經濟較快增長，又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既要發展技術密集型產業，又要增加就業；既要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又要實現技術進步；既要推進城市化，又要實現農業和農村的現代化；既要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又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既要注重公平，又要提高效率；既要刺激經濟，又要防止通脹；等等，許多領域都有“兩難”問題。在每一個方面都提出過要求，實際上不可能在所有這些“兩難”的每一個方面都達到最大化，只能達到最優的組合。這就需要統籌兼顧，找到平衡和雙贏的道路。不是停下腳步轉變發展方式，而是在發展中實現發展方式的轉變，通過發展方式轉變實現更高質量的發展。　　

    現在發展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有些和發展階段有關，也有不少是由體制機制不合理造成的。許多問題不是沒有認識，理念都是很先進的，但是改革不到位，沒有體制機制保障，政策不落實。例如，資源價格不合理造成資源浪費，排污收費過低甚至免費加劇了環境污染。在制定“十一五”規劃時，世界銀行提供的報告說，國外能源節約50%以上是靠價格調整。又如，現在對財稅體制改革呼聲很高，這涉及中央和地方、國家和企業收入關系的調整。又如，不合理的土地使用制度是造成增長方式粗放和“三農”問題困境的重要原因，改革勢在必行。再如收入分配體制改革，這是關系實現社會和諧的大事。孔夫子說“不患寡而患不均”，只是說對了一半，應該是既患“寡”也患“不均”，所以既要把蛋糕做大，也要把蛋糕分好。總之，實現科學發展，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要通過深化改革提供體制保障，“十二五”時期必須在改革方面取得更大進展。這同時也意味著大規模的深度政策調整。
　　
    把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作為“十二五”規劃的主線，就是要把它貫穿到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各個領域，貫穿到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全過程，提高發展的全面性、協調性、可持續性。我們的目標，是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實現現代化。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制度保障，改革開放提供了體制保障，30年的高速增長提供了物質基礎，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將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實現現代化提供發展模式的保障。
　　
    三、在國際環境變化中謀求更大發展
　　
    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經濟騰飛是半個世紀以來影響世界格局變化的最重大事件之一。這次國際金融危機在客觀上的一個重要后果，就是中國因為在危機中的優異表現而國際地位提高，影響力擴大。現在世界經濟進入低速增長、結構調整和體制重建時期，國際經濟格局和大國關系正在發生大的調整，我們要在這種變化中謀求更大的發展。中國經濟發展到今天，不論是需求結構的調整，產業結構的優化，自主創新能力的提高，資源供給和環境保護，甚至城市化和區域發展，幾乎所有領域都與外部環境密切相關，國內發展必須更多地考慮外部環境的影響。中國影響世界，世界也影響中國。變化著的中國和變化著的世界，有一個相互了解和適應的過程。可以說，中國現代化的前途，在相當大程度上取決于國際關系的妥善處理。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包括對外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即從注重規模和速度向更加注重質量和效益轉變，從出口和吸引外資為主向進口、吸收外資和對外投資并重轉變。國際金融危機進一步凸顯了這種轉變的緊迫性，同時也提供了加快轉變的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