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商人、商業和商業文化的起源在中原，是考古學界、史學界的共識。自古以來，中原地區就有比較自覺的商業意識，產生了中華商業文化的許多第一。商代的王亥“肇牽車牛遠服賈”，也就是第一個用牛車拉著貨物到遠地去做生意，被奉為商業鼻祖。第一個儒商孔老夫子的高足子貢，是河南浚縣人，不僅能做官，而且善于經商致富。第一個熱心公益事業而被后人稱為商圣的范蠡，是南陽人，他幫助越王勾踐滅吳復國之后，悄然引退，把才能用于經商。第一個愛國商人是新鄭人弦高，在經商途中遇到了秦師入侵，以自己的十五頭牛為代價智退秦軍。此外，中原還產生了中國商業的許多第一。比如中國歷史上第一批職業商人誕生于西周時期的洛陽，第一個由政府頒布的保護商人利益的法規《質誓》誕生于春秋時期的新鄭，以“城門之征”為代表的最早的關稅征收發生在春秋時期的商丘，第一個有戰略思路的產業商人為東周時洛陽人白圭，第一個商業理論家是今商丘人計然，最早的商家訴訟條例發生在春秋時的鄭國即今鄭州，第一個重商理論的倡導者為西漢洛陽人桑弘羊，唐代洛陽城內的管理市場的“三市之長”是最早的“市長”。世界上第一座真正意義的人口超百萬的國際化大都市就是北宋時的汴京（今開封），當時人口達到１５０多萬，宋代著名畫家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就是這一盛況的真實寫照，而歐洲最古老、最發達的城市之一倫敦當時只有５萬人。清代鞏義的康百萬家族，更是寫下了“富過十二代、歷經４００年而不敗”的商業神話。由此可見，中原商業文化在中華文化體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商丘市萬商廣場

　　

天下第一會館社旗山陜會館

開封朱仙鎮

商丘歸德古城

　中華名匾“留余匾”

　　關于商業文化

　　商業文化就是能夠體現商業價值觀念的文化指導思想和與之相對應的規范化制度的總稱，包括商業制度、商業精神、商業建筑、商業設施、商品等諸多方面。

　　河南作為中國商人、商業和商業文化的發源地，幾千年來所孕育的“兼容并蓄、勤儉內斂、重德尚義、商道濟世”的商業文化內涵，成為中華商業文化的精髓。在十七、十八世紀以英、美、法為代表的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確立前，中國傳統商業文化在世界商業歷史上有著深遠而廣泛的影響，是世界商業文明誕生和發展的搖籃之一。

　　中國商業、商人、商文化的源頭活水

　　作為中國商業、商人、商文化的發源地，中原孕育了中國最為古老的商業文明。當華夏大多數區域還處于茹毛飲血的蠻荒期時，中原大地就已有了較高水平的農耕文明，崛起了一個個繁榮發達的商業都會，活躍著成批的商人群體，出現了重視商業活動的政治家。他們創造了交換物品和經商理論，制定了商業規則和商業法典，并以其商業品德和商業行為孕育出商業精神，成為中國商業文化的源頭。

　　張新斌（河南省社會科學院考古所所長、研究員）：中國商人、商業和商業文化的起源在中原，是考古學界、史學界的共識。河南商業文化起始早、級別高、地域廣，產生了中華商業文化的許多第一。

　　王亥：商祖契的第六世孫，今河南商丘人，中華民族的商業始祖。據《世本·作篇》記載：“相土作乘馬”、“亥作服牛”。王亥馴服了牛，供人使役；并發明了牛車，用于運載貨物，使商族的生產力得到了快速發展。因為商族是喜歡經商的部族，其他部族的人就稱他們為“商人”。“商人”的稱謂從那時起，歷經百代，一直沿襲至今。后來又把用來交換的物品稱作“商品”。

　　點評：王亥開創了經商事業的先河，是中華民族的商業始祖。中原由此成為中華民族商人、商業、商業文化的發源地。

　　子貢：即孔子的弟子端木賜，春秋末衛國黎（今河南省浚縣）人，《韓詩外傳》、《論語》、《荀子》及《史記》均有記載，他在經商中可以準確地預測市場行情，“億則屢中”，因此而“家累千金”，“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于天下者，子貢先后之也。”后世一般認為，孔子之名聲之所以能傳揚天下，得力于子貢的宣揚。

　　點評：商人的趨利性并沒有改變子貢對真知與道德的追求，無愧中華儒商第一人的稱號。

　　弦高：春秋時鄭國（今新鄭）人，《左傳·僖公三十三年》、《呂氏春秋·悔過篇》、《淮南子·人間訓》均記載了“弦高犒師”的故事。他在經商途中遇到偷襲鄭國的“秦師”，于是弦高靈活機智，以自己的十幾頭牛為代價智退秦師。

　　點評：謀利不忘愛國，弦高因此被尊為中國第一愛國商人。

　　子產：今河南新鄭人，鄭國宰相，堅決執行中國第一部保護商家利益的法典——《質誓》，使鄭國商業達到鼎盛。“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丐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子產這段保護商人利益的名言，與公元前１８世紀古巴比倫國王漢謨拉比刻于石柱上關于維護私有財產制度的《漢謨拉比法典》一樣，是現代人研究市場經濟法制化的重要史證。

　　點評：子產告訴我們，依法保護商人的利益是最好的投資環境。

　　計然：葵丘濮上（今民權、蘭考一帶）人，中國第一位商業理論家，“商圣”范蠡之師。《史記·貨殖列傳》等史書中反映的“計然之策”，其特點一是要根據生產規律來決定經營方式，強調重視儲備，即“知斗則修備。”二是要求根據市場供應關系來判斷價格的漲落，即“論其有余不足，則知貴賤。”三是要求國家用調節供求的經濟辦法來控制物價，使之保持在一個合理的幅度之內，做到對產銷雙方有利。四是要求注意商品的質量，以“務完物”。五是要求注意加速商品和資金的周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

　　點評：“計然之策”，用之于國則國富，用之于家則家殷。

　　范蠡：春秋末宛（今南陽）人，利用“計然之策”而成為成功的商人，同時他還助越滅吳，扶貧濟弱，后在宋國之陶（今山東定陶）經營，人稱“陶朱公”。他也成為中國歷史上關撫貧弱的第一個商人。

　　點評：西漢史學家司馬遷對他如是評價：“富好行其德者也。”

　　白圭：戰國時洛陽人，《史記·貨殖列傳》記載，“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他經商不僅有戰略眼光，而且主營農副產品，因此他可以稱之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具有戰略思路的產業商人。

　　點評：“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仍是現代商業成功的一大要訣。

　　桑弘羊：洛陽人，西漢時期杰出的理財家。長期執掌西漢中央財政大權，全力輔佐漢武帝制定和推行了鹽鐵官營、酒類專賣、統一鑄幣、均輸、平準和屯田戍邊等一系列重大的財政經濟政策，對漢武帝一代文治武功做出了重要貢獻。他把商業看做是攫取貨幣財富的源泉，提出“農商交易，以利本末”。其部分言論被后人整理為著名的《鹽鐵論》一書。

　　點評：中國第一個倡導重商理論的政治家。

　　張民服（鄭州大學歷史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導）：除了擁有上述商圣群體外，河南還存留下來大批物質文化遺存，他們雖然默不作聲，但同樣向我們講述著商業文化的輝煌。中國真正意義上的市出現在商代的河南，最早的車馬實物和道路遺跡發現于河南安陽，最早的貨幣貝幣發現于商代。此外河南還有四大商埠重鎮之一的朱仙鎮、天下第一會館社旗山陜會館、商業神話鞏義康百萬莊園等眾多值得稱道的商業遺跡。

　　李立新（河南省社會科學院考古所副所長、研究員、博士）：河南的商業文化源遠流長：其一，根源自商族。漢語中作為“商業”“商人”意義的“商”字來源于歷史上的“商族”、“商朝”的“商”，而先商活動于豫北、豫東，早商、中商定都于豫西、豫中，晚商定都于豫北，可以說，商業、商人之名起源于河南，中國商業起源于河南。其二，繁榮于先秦。“弦高犒師”、“鄭人買履”、“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待價而沽”、“陶朱公”等商業典故均出自先秦時期的河南。其三，發達于漢唐宋。東漢、北魏、隋唐的洛陽城，商業極為發達，是絲綢之路的起點。北宋都城東京，是當時著名的國際商貿大都會，也是當時最繁華的城市，《東京夢華錄》、《清明上河圖》均詳盡直觀地描繪出開封城當時繁忙的商業圖景。

　　厚德載物的中華商魂

　　歷史上的豫商人物如璀璨繁星，在中國商業歷史長河中熠熠生輝。他們開創的經商哲學、經營理念、商業法則，奠定了中國傳統商業理論和經商理念的基礎，是中國傳統商業文化的活水源頭，其有關市場行情預測、經營決策、商業道德、經營者素質的思想對古代傳統商人、近代民族實業家都產生過深遠的影響，為今天的商業文化建設提供了深厚的民族文化傳統養分。

　　程有為（河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所原所長、研究員）古代中原地區涌現了許多著名商人和商業理論家，他們的商業理論和經商理念奠定了中國傳統商業理論的基礎。其有關市場行情預測、經營決策、商業道德、經營者素質的思想對古代傳統商人、近代民族實業家都產生過深遠的影響，為今天的商業文化建設提供了深厚的民族文化傳統養分。

　　中國第一位商業理論家計然提出，經商要關注氣候變化和農業生產的豐歉規律，“旱則資舟，水則資車”，在進出貨物時要“貴取如糞土，賤取如珠玉”。他還提出物價升降的規律：“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現代經濟學對于供需反應和價格變化基本機制的認識，無出之右。白圭提出了“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的經商理念，認為經商如同“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經商如同作戰，要有謀略，有章法。他說，如果有人“智不足于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有所守，雖學吾術，終不告之。”就是說，商人要具備智、勇、仁、強等多方面的素質，富于決斷和權變。范蠡提出經商要“擇人任時”。這些見解十分中肯地揭示了商業運作的最為基本的規律，它對后世商人搞好經營具有極好的指導作用，是彌足珍貴的商業文化經典箴言。

　　張民服：“人棄我取，人取我與”的思想，是白圭對中國商業發展的最大貢獻，也是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里較為推崇的出奇制勝的重要策略。雖然道理看似淺顯，但依然是今天商業思想體系里最基本的理論。范蠡的“經濟循環論”、“積著之理”、“待乏原則”、“平糶齊物價格理論”，至今仍閃耀著先秦經濟學說的熠熠光輝。

　　高樹印（河南省發改委產業經濟研究所所長、博士）從弦高、范蠡、子貢、白圭、呂不韋等杰出的古代豫商身上，可以領會到古代豫商的文化和精神：

　　一是目光遠大。與其他地域商人的目光局限在經濟空間里不同，古代豫商的目光則遠遠超越了經濟空間，縱橫于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等領域，叱咤風云，揚名天下，受其影響綿延數千年，以至今日。呂不韋以經商起家，后來走上政壇，成為秦之相國，為中國統一立下不朽功績；所編《呂氏春秋》，流傳數千載，至今仍然大放異彩。范蠡則由從政起家，功成名就后卸官去職、舟浮江湖、變姓異名而經商，“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子貢師從孔子為儒家言語門的最杰出者，從事外交“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從商而至“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

　　二是社會責任感強。古代豫商生活極為儉樸，薄食、忍欲、節衣，但卻有極強的社會責任感。主要表現在：一是富于愛國精神。如《左傳》所載弦高犒師的故事，反映了鄭國商人的機智愛國。二是助人為樂精神。范蠡“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子貢從商致富后，盡力幫助孔子弘揚儒家學說，得到司馬遷的稱頌：“夫使孔子名布揚于天下者，子貢先后之也。”

　　弘揚智、勇、仁、強的商業精神

　　在現代商場上，商人與商人之間角逐的不僅是經濟實力，更重要的是包括智、勇、仁、強等在內的整個商業文化。深入挖掘和傳承深厚的中原商業文化資源，成為新豫商參與市場競爭的強有力的精神支柱和不竭的動力源泉。

　　程有為：在當前的市場經濟大潮中，弘揚中原優秀的商業文化有一定的現實意義。首先，有利于現代商業的發展。中國古代雖然以農為本，以商為末，實行“重農抑商”，但是中原地區長期是都城所在地和全國的商業中心，商業仍很興盛繁榮，封建國家也曾經制定了一些“通商惠工”的政策和法規。這些，可以為當前商業的發展提供有益的歷史借鑒；其次，古代中原地區涌現了許多商業活動家和商業理論家，他們的實踐活動，他們提出的商業理論和經商理念，都是寶貴的精神財富。對這些思想理論進行深入發掘，可以啟迪當今商家的智慧，提高商家的素質，促進商業的發展；最后，中原商業文化中包含的商人愛國、惠民、公平、誠信等優秀品格，不僅是傳統思想文化中的精華，也是今天應該大力提倡的。它不僅有利于克服商業經營中存在的唯利是圖、假冒偽劣等不良現象，也是提高國民素質、構建和諧社會的需要。

　　高樹印：傳承中原商業文化，首先，應當大力宣傳、弘揚古豫商精神中的優秀文化遺產。我認為，古豫商精神中值得我們繼續和發揚的東西很多，至少應當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坦然從商、驕傲從商、正當從商；二是大局意識和社會責任意識；三是自強不息和與同事共苦樂的精神。其次，要加大對古豫商精神的挖掘和新豫商文化的研究。建議省里應當有專門的豫商文化研究機構，應當成立豫商文化研究會，省社科規劃課題應當對豫商文化立項招標，并通過各種途徑、措施，培養、凝聚起一支高素質的豫商文化研究隊伍，通過深入研究，廣為宣傳，使豫商文化家喻戶曉。最后，新豫商應當結合時代特點，參加到新豫商文化的創造、培育、發展和弘揚的活動中去。

　　張新斌：深入挖掘中原大商文化資源，強力打造當代中原商都和商祖品牌，對于河南省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具有戰略意義。

　　挖掘商業文化資源，鑄造當代河南商業誠實守信的形象：一是要以吃苦耐勞為基礎；二是要以誠實守信為準則；三是要有愛國敬業的精神；四是要有良好的政策環境；五是要充分發揮河南的交通區位優勢。

　　打造商丘為龍頭的商祖文化品牌：中原大商文化內涵豐富，可以說無論是鄭州，還是洛陽，在大商文化的積淀上都有各自的優勢。從開發的角度看，鄭州、洛陽、商丘要資源互補，商丘更可以從商祖的角度去高舉中原大商文化的大旗。商丘的優勢不僅是商族之根，也是商業之源，要圍繞兩個中心，一條主線去弘揚商丘的商祖文化。

　　孫學敏（鄭州大學商學院教授、鄭州大學企業研究中心主任）：讓豫商文化得到傳承，不僅需要挖掘傳統的商業文化資源，更要總結當代的豫商精神。新一代豫商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不斷成長，在各自的事業中取得了驕人的成績，已經成為實現中原崛起的一股重要力量。同時，當代豫商給人們留下了敢于吃苦、勤于實踐、勇于創新、善于創造的良好印象，他們身上所體現出的創業精神和商業智慧，集中反映了與時俱進的河南精神，展示了河南人的良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