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思想文化是中華民族思想文化的核心，也是百家思想集大成者。孔子是儒學的開山人物，雖然出生在山東，但祖籍是河南，而且孔子講學、游說的主要活動地域在中原。洛陽人程顥、程頤開創的宋代理學，又把儒學推向一個新的思想高峰，成為宋元明清以來居統治地位的主流意識形態。道家思想的老祖宗老子，是河南鹿邑人，長期生活與活動在河南，《道德經》就是在河南寫的。法家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韓非子，也是河南人。總的來看，中原思想文化傳達著剛健有為、自強不息、中庸尚和的生活哲學，不僅隱含著“日新”的變革進取精神，而且也體現了友好共處、向往和平的精神境界。這些思想文化塑造了中華民族的基本文化形態和性格，豐富了中華民族精神寶庫，并對世界文化產生了很大影響。西方許多杰出人物如伏爾泰、狄德羅、托爾斯泰、布萊希特都曾受到《道德經》的影響。托爾斯泰直至暮年還在閱讀《道德經》，他說孔子、孟子對他的影響是大的，而老子對他的影響是巨大的。

　馬王堆帛書《老子》

唐代老君像

　漢畫像磚　孔子問禮老子

孟津龍馬負圖寺　中華人文之祖伏羲氏的祭祀地，河洛文化“河圖”發現地，距今已有１６００余年

夏邑孔子還鄉祠　始建于唐初

　　關于思想文化

　　廣義的文化是指人類創造的一切物質產品和精神產品的總和。目前學術界通常根據文化的存在形態和層次將文化分為器物文化、制度文化、思想文化。其中思想文化主要是指處在最高層次、以精神形態存在的文化，即關于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和方法論的文化。人們也把這種對“知”和“行”的本質及其規律認識的文化，叫做哲學。

　　歷史上中原地區是中國傳統思想的萌發和薈萃之地，春秋戰國時期，道家、儒家、墨家、名家、兵家、法家、縱橫家等活躍于中原地區，他們的學說與著作，被奉為中華文化的元典。漢唐以降，儒道互補，再加上佛學的調適，在宋代最終形成了中國文化的主流意識形態，這也是在中原地區完成的。

　　思想文化的源頭圣地

　　中原是中國思想文化的源頭圣地。《周易》這部被譽為中華第一經的文化大典，是在中原河洛地區孕育而成的。中國古代思想的黃金時代在先秦。先秦時代，作為東方文明軸心標志的道儒墨法等諸子思想與著作，被奉為中華文化的元典，其創始人或集大成者多為河南人。

　　趙保佑（河南省社科院副院長、研究員）：大家知道，在中國早期眾多思想流派中，有一部經典的經典，夏時稱作《連山》，商時稱作《歸藏》，周時稱作《周易》。這部以八卦及其符號為中心內容的經典盡管帶有巫筮文化的神秘色彩，但實際上是華夏先民對自然、社會和人自身認識不斷深化的記錄，是中華民族世代相傳的文化基因。而八卦符號又同伏羲乃至“河圖”“洛書”相連接，都是中原思想文化的原生物，這一歷史淵源也得到了現代考古學的佐證。

　　丁巍（河南省社科院副研究館員）：道家是先秦諸子百家中的一個主要學派，由老子所開創，并在莊子那里得到繼承和發展。老子，今河南鹿邑人，“周守藏室之史”，孔子曾數度向他問禮，后退隱，著《老子》。老子以“道”為最高范疇，將道視為天地萬物的本原、本體及其運行的總規律，提出：道生萬物、執一統眾、順應自然、無為而治、物極必反、和諧有度、儉嗇寡欲、保樸守真、柔弱處下、貴柔重雌等思想與主張。莊子，今河南民權人，他集道家思想之大成，將道家的人生學說與精神境界推到了頂峰，莊子思想體現在《莊子》中，其思想的中心是要追求人的精神自由。

　　高秀昌（河南省社科院哲學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儒家是先秦諸子百家中的一個主要學派，由孔子所開創。孔子，宋國貴族后裔，祖籍今河南夏邑，講學、游說的主要活動地域在中原，其思想言行記載在《論語》中。孔子建立了以“仁”為核心的思想體系，在政治上主張禮治和德治。戰國時，儒家內部產生分化，“儒分為八”：子張之儒、子思之儒、顏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孫氏之儒、樂正氏之儒。其中“子張之儒”的子張，是今河南淮陽人。

　　毛兵（河南省社科院副研究員）：墨家是春秋戰國時期的重要學派。因創始人墨子而得名。墨子，今河南魯山人，墨子共有十項基本的思想主張：兼愛、非攻、尚賢、尚同、節用、節葬、非樂、天志、明鬼、非命。此外在自然科學、工程技術等方面，墨家也有卓越成就。墨家的主要思想匯集在《墨子》中。

　　安繼民（河南省社科院哲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法家是先秦諸子中頗具影響的一個學派，主張以“法”治國，反對仁義；強調明刑尚法、信賞必罰；主張發展經濟，富國強兵；主張君主專制，尊主卑臣。韓非，今河南新鄭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主張法、術、勢三者相輔而相成，不可偏廢，又吸收道家思想，提出“抱法處勢則治”，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法治理論體系。所著《韓非子》共五十五篇，是一本可與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馬基雅維里所著《君主論》相媲美的政治學著作，但卻比《君主論》早出近一千八百年。

　　中國思想文化的主干

　　古往今來，無數中原的思想家，用自己的思考深刻地影響著歷史的進程。他們的思想所閃現的光輝匯聚到一起，形成了星空中最耀眼的區域，而他們的學說經過漫長歲月的積淀，熔鑄成華夏文明的思想精髓，成為中國思想文化的主干，深刻影響了中華民族的文化發展和民族精神的塑造，中原文化的核心思想，如“大同”、“和合”，都成為了中華文化的核心思想；中原文化的核心價值觀，如禮義廉恥、仁愛忠信，都成為了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觀。

　　丁巍：道家思想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在中國，道是傳統文化中極具魅力且分量最重的一個概念，道是理念、境界、智慧、力量、路徑，是古老中國的文化密碼。在中華文化形成和創建的過程中，老子思想對孔子思想以及其它先秦諸子的思想發生了重要的影響，從而與孔子思想及其所代表的儒家學說既互相分立，又互相補充，共同奠定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根基，成為中國文化及其哲學的淵源和主流傳統之一，并培育了中華民族的共同心理和精神特質，造就了中華民族的精神，對中華民族的生存和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孫以楷（安徽大學哲學系教授）：道家根基說是對中國哲學的準確把握。我們不妨以大樹比喻中國哲學，其主干是儒道互補，具有鮮明的中國哲學之樹的特征，而樹根則是道家哲學。因為道家哲學為中國哲學提供了本原本體論，提供了辯證的思維方式。道家哲學還為中國哲學提供了道、德、太極、有無等一系列基本范疇。儒、墨、名、法、陰陽各家，都在這本原本體論的基礎上，運用辯證的思維方式，以道、德等基本范疇為構件，結合本學派學說的特定內涵，各自建構了自己的哲學體系，并在歷史發展中不斷反作用于道家哲學，共同推動中國傳統哲學的深入發展。魯迅先生說：“中國根柢全在道教”。英國學者李約瑟先生說：“中國如果沒有道家，就像大樹沒有根一樣。”魯迅先生和李約瑟先生用根柢、根來比喻道家哲學在中國哲學中的地位與作用，這是很深刻的。

　　陳鼓應（臺灣大學哲學系教授）：多年來，我總結自己對道家哲學的研究而提出“道家主干說”，此論點主要在闡明，就哲學理論的角度而言，道家哲學才是中國哲學的理論主體：第一，從馬王堆帛書與郭店楚簡等多種《老子》之出土文獻來看，老子之為“百學之王”的地位更應確立。第二，處于春秋末的老子和孔子是師友關系，先秦史籍多所記載。孔子是“述而不作”，老子則將殷周以來的天命觀，轉化為形上道論，將宇宙人生納入整體的反省及把握。其建構的形上體系，是中國哲學理論的首次突破。第三，老子的哲學體系不僅在古代哲學中居于創始及突破的地位，其理論更是投影在整個中國哲學史中，成為歷代哲學體系建構的理論主體，如柏拉圖哲學思想投影在整個西方哲學史一般。

　　高秀昌：對儒學的傳承與發展，是中原思想家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上做出的十分重要的貢獻。儒家學派創始人孔子著名的大弟子子張，今河南淮陽人，踐行“忠信”之言，形成了“儒家八派之一”的“子張之儒”。魏晉時期的何晏（今河南南陽人）、王弼（今河南焦作人），以《周易》、《老子》、《莊子》（合稱三玄）為主，綜合儒道立論，提出有無、本末、體用、言意、一多、動靜等范疇，推動了中國儒家以及道家哲學的發展，對后世影響很大。唐代大儒韓愈，今河南孟州人，提出一套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至孔孟的道統譜系，不僅解決了儒學的繼承問題，而且對后來的宋明理學有直接的啟發。宋代程顥、程頤兄弟，今河南洛陽人，創新儒家學說，形成了洛學，奠定了宋明理學基礎，其新儒學思想體系不僅接續了先秦儒家的道統與學統，而且又成為宋元明清以來居統治地位的主流意識形態，長達七百多年；另外，他們的思想還對東亞及東南亞各國如日本、韓國、越南等都產生了重要影響。馮友蘭，河南唐河人，他接著程朱理學往下講，創立了融貫中西的新理學哲學體系，成為現代新儒家的代表。

　　毛兵：墨家學派興盛于先秦，中衰于漢至清代，但墨家典籍尚在，墨學作為非主流的學說，如細細的潛流，依然活在中國文化和民族精神中，并在中華民族前進的歷史長河中綿延而曲折地發展。尤其是到了近現代，伴隨著西學東漸以及中西文化的交流會通，墨學又煥發出新的生機。

　　安繼民：韓非強調，革新要以明辨是非為前提，以客觀必然性為基礎。這種具有唯物主義性質的政治統治藝術觀念，為歷代帝王所沿用。漢襲秦制，中國兩千多年封建統治的政治體制，也是在法家特別是韓非子思想的指導下，創建并越來越加以細密化、豐富化、完善化，比如沿用一千多年的科舉制，就是在法家體制的框架內進行的一種人才遴選制度。

　　趙保佑：中原思想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民族風格、民族氣派的集中體現。中原思想文化在中國歷史中長期扮演著主流意識形態的角色，她對中華民族精神的化成作用是任何其他地域文化不能比擬的。正如徐光春同志所說，中原思想文化傳達著剛健有為、自強不息、中庸尚和的生活哲學，不僅隱含著“日新”的變革進取精神，而且也體現了友好共處、向往和平的精神境界。這些思想文化塑造了中華民族的基本文化形態和性格，豐富了中華民族精神寶庫，并對世界文化產生了很大影響。

　　歷史不能割斷，文化與日俱新，新文化建設，必須以傳統的優秀精神文化為資源。我們要運用各種形式和手段，全面提升中原文化的引領能力、服務能力和創新能力，為實現中原崛起提供強大的精神支持、智力支持和不竭動力。

　　任繼愈（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北京大學教授、原國家圖書館館長）：老子學說和孔子學說是互相補充的，是指導我們中華民族前進的兩部重要經典。放眼中國歷史，凡是太平盛世，無論文景之治、貞觀之治，還是康乾盛世，都是將兩種學說協調得好的結果，后者保證了中央政府的有效統治，前者安撫了個體百姓的生計。即便在今天，老子提出的為政不要過多干擾、亂出點子的思想還有現實意義。

　　趙保佑：長期以來，中原文化都以其先進的文化理想引領著東方文明的進程。中原地區的先賢們發現并闡發的許多精辟思想，至今仍閃爍著真理的光芒。例如“福禍相倚”的辯證思想，“以法為教”的法治思想，“兼愛互利”的社會和諧思想等等。中原文化在精神層面建構的文化理想，已經成為全人類共同的文明成果。如天下大同的文化氣概，天人合一的高遠境界，尊道貴德的理性品質，大德曰生的人文情懷，中庸辯證的思維理念，在環境惡化、能源危機、人為災難頻繁發生的今天，不僅是引導人類社會現代化建設的美好理想，而且對于我們進行思想道德建設、理想人格完善、民族素質提升，乃至世界文明的進步，都具有積極的引領作用。

　　王中江（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教授）：進入二十一世紀，伴隨“全球化”進程的推進，現代化所內涵的發展與代價、成就與喪失、進步與退步等內在矛盾也在更深刻的層面和更廣泛的程度上得到彰顯和展開。現代文明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機。老子及其道家思想所蘊含的生存智慧特別是生態智慧，正在得到世界日益廣泛的關注和認同，展現出其超越時代、民族和國界的強大生命力，成為一種有著警世、醫世、救世功能的普適文化，在當代愈發顯示出其獨特的價值和魅力。

　　高秀昌：中原先哲所倡導的天人合一精神、禮治精神、德治精神、仁愛精神、舉賢精神、民本精神、人本精神、內圣外王精神、立人立己精神、誠敬精神等等，經過現代的轉化和洗禮，必然會成為一種具有世界性的精神文化資源。

　　孫中原（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墨學的內容是多方面的，其價值也表現在諸多方面：發揚墨家的生產和節約意識，而克服其忽視文化娛樂的弊端；發揚墨家崇尚賢才的思想，而揚棄其某些成員盲從的弊端；發揚墨家互愛互助的人道主義精神，而揚棄其不切實際的幻想因素；發揚墨家利他主義的崇高精神，而克服其苦行和禁欲的弊端；發揚墨家酷愛和平、反對霸權的意識，又汲取其積極防御的戰略戰術和戰備思想；發揚后期墨家理論、理性、科學技術和邏輯的優良傳統，而克服墨家的迷信思想和經驗主義的弊端等。

　　米·季塔連科（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所長、俄羅斯科學院通訊院士）：墨翟以其正義和貧民權利而斗爭的范例及其學說在很大程度上預示了中國人民在曲折的國家歷史過程中形成的鮮明的民族特性。他的“尚同”、“尚賢”、“兼相愛，交相利”的思想奠定了對國務活動家和政治家的活動的道德評價基礎。這種思想至今有其現實性并有世界意義。

　　安繼民：以《韓非子》為集大成的法家的富國強兵思想強調的就是提高綜合國力。綜合國力是現代國際社會民族國家之間全面競爭的基本指標。先秦法家的思想理論和兩千多年的政治實踐對我們提高綜合國力的政治經濟乃至于文化實踐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從內政和外交兩個方面，我們都可以在先秦法家思想中得到靈感和啟發。有了綜合國力，不僅可以更好地構建和諧中國，而且可以貢獻于全人類，在當前紛繁復雜的國際格局中提供構建和諧世界的思想參照。這當然不僅是法家的貢獻，也是道、儒、墨、法等多元并存的傳統文化的總體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