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極大增強了它的生命力，同時也促進了其他曲種的風行，如評書（“說黃天霸的”）曲目有《大八義》、《小八義》、《包公案》、《施公案》等近60部，在南陽說唱開去。還有桐柏漁鼓，在民國初年有所發展。分布在淅川、西峽兩縣的“蛤蟆嗡”曲藝形式，也在流傳。��
　　由此可見，民國時期的曲藝文化在不斷改進，只有改進、創新，曲藝文化才有生命力。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南陽曲藝文化在“百花齊放，推陳出新”方針指引下，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在市黨委、人民政府的提倡、關懷、扶植、指導下，幾十年間，由恢復、提高到發展，呈現出一派繁榮景象。��

　　 1. 曲藝團體的成立　南陽曲藝團體的成立，促進了曲藝文化的提高。建國后，曲藝文化受到各級政府的重視，多次組織力量對各曲種進行挖掘、整理，并將城鄉流散的曲藝藝人組織起來。1950年，南陽市率先成立了“宛曲改進社”，開始了有組織的活動。成立的當年，就編排了不少配合形勢的新唱段，利用文化館廣播對外播放，并到街頭巡回演出。鄧州市成立了“鄧縣曲藝改進社”。繼而不少縣、區、鄉、鎮紛紛成立曲藝組，組織起來的藝人300有余。另外還有業余、半職業民間藝人1500多人，他們在翻身文藝的大潮中，運用多種曲藝形式，自編自演歡慶解放，出現了歌唱新中國、歌頌共產黨、宣傳土改、總路線、婚姻法、抗美援朝及反對封建迷信等一大批新曲目，用文藝形式向群眾進行階級教育和愛國主義教育，提高廣大群眾的覺悟。如宛曲改進社編演的《摔神》、《鴨綠江》、《抗美援朝》、《除惡霸》等；鄧縣曲藝改進社編演的《漁夫恨》、《王大娘翻身》；南陽縣石橋大調曲研究社編演的《喜入伍》、《賣余糧》；云陽曲藝改進社編演的《拔界石》、《挑女婿》等。��

　　 20世紀50年代中期，部分縣市先后建立了集體性質的專業曲藝表演團體。1956年10月，南陽縣率先在民間職業藝人演出組織的基礎上，選優組建了南陽縣曲藝說唱團，南陽市亦于同年成立了南陽市曲藝隊，這兩支專業曲藝團隊的建立，為南陽起到了示范作用，繼而有唐河、桐柏、新野、鄧縣等縣也組建了曲藝隊。這一時期，南陽的曲藝活動十分活躍，在城鎮、鄉村演出的曲種有大調曲子、三弦書、鼓兒詞、槐書、評詞、漁鼓、河南墜子、蛤蟆嗡、相聲、快板書、山東快書、山東琴書等多種形式，可謂百花齊放。��

　　 隨著曲藝專業團體的建立，一批曲藝演出場所也相繼建立。1957年唐河縣民間藝人集資5000元在城關鬧市區建“唐河曲藝廳”一座；1959年南陽市曲藝隊由上級資助、藝人集資在市場街新建一座能容納200聽眾的南陽市曲藝廳，改變了建國前曲藝演出只能在街頭、場院、茶館流動的場面。��

　　 到了20世紀60年代，全區13個縣（市）普遍成立了專業曲藝表演團體，在原南陽專區歌舞團建制上增設了南陽專區曲藝隊，全區已有專業曲藝演員300余人。這支曲藝表演的骨干隊伍，同全區1500余人的民間職業、半職業曲藝藝人一道上山下鄉，下廠礦、下部隊進行演出活動，形成了覆蓋南陽的曲藝行藝網絡。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使南陽已經紅紅火火蓬勃發展起來的曲藝事業慘遭破壞。

　　1973年，各縣市曲藝團、隊相繼恢復，但統稱為“文藝宣傳隊”，既表演曲藝節目，也要演出其他形式的文藝節目。20世紀80年代的南陽曲藝團體，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1981年全區13個專業曲藝表演團體都進行了業務整頓，1984年又進行了管理體制改革，對提高演出人員的思想素質和業務水平，推進社會辦團都起到了積極作用。1987年5月，南陽市曲藝工作者代表大會召開，成立了南陽市曲藝工作者協會，會員達到40余人。��

　　 20世紀90年代，由于科技的進步，現代化娛樂工具進入了尋常百姓家，如電視、VCD、電腦等，極大沖擊了曲藝文化的發展，團體組織幾乎瀕臨崩潰。為了挽救它，黨和政府采取種種措施，設立曲藝廳、茶社等，另外還有業余愛好的藝人們自發地組織起來，在街頭巷尾，吹拉彈唱，露出崢嶸。��

　　 2. 搶救瀕臨消亡的曲種　三弦書在建國前已是一個瀕臨消亡的曲種，建國后，在省地文化主管部門的關懷扶植下，又獲得了新生。1957年12月由南陽縣王國棟、袁清岑整理的三弦書傳統曲目《賣丫環》經選調赴鄭州參加河南省第一屆曲藝、木偶、皮影會演。南陽代表隊整理演出的槐書《飄彩記》、漁鼓《小姑賢》獲得好評。1955年開始，專區文教科、各縣、市文化館組織人力，對浩如煙海的傳統曲目進行搶救、挖掘整理，并于1955年、1958年先后兩次舉辦了全區傳統曲（書）目會演，借此記錄了一大批傳統曲（書）目。1961年南陽加快了對傳統曲（書）目的搶救、挖掘整理工作，兩年內僅大調曲子一項共挖掘記錄2452篇（約300萬字），經過整理，由省文化局審編，于1963年、1964年內部出版了《河南傳統曲目匯編大調曲子》共四集。1963年南陽再次舉行了傳統曲目會演，并特邀各派名老藝人安玉松、張松亭、裴長義、裴長壽、王鳳喜、王國棟等對南陽地區曲種源流、曲（書）目情況、曲種音樂、藝術特點進行了一次學術討論，為南陽曲藝研究工作提供了珍貴資料。��

　　 “十年動亂”結束后，受迫害的演員、作者歸了隊，為了搶救挖掘幾近消亡的曲種，南陽文化主管部門，利用創作、會演等形式來恢復三弦書、漁鼓等曲種，如三弦書《八塊八》、《賣丫環》、槐書《愛田新歌》、大調曲子《情深意長》等1978年再次赴省演出，都受到好評。��

　　 20世紀80年代，南陽曲藝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那些瀕臨消亡的曲種不但得到了恢復，而且得到了長足的發展。新的曲目不斷出現，如胡運榮演唱的大調曲子《二嫂買鋤》、馬香申演唱的三弦書《小能人》、雷恩久演唱的三弦書《獅子樓》等。��

　　 20世紀90年代以來，盡管現代娛樂工具有所沖擊，但曲藝文化主管部門，沒放松對少數曲種的搶救，如利用“梨園春”打擂的形式安排戲曲聯唱和道情等。��

　　 3. 編新唱新，為新時代服務　新中國成立后，曲藝工作者以新的面貌出現在觀眾面前，他們編新唱新，為時代唱贊歌。建國初期，為配合土改、民政、鎮反、抗美援朝等政治活動，宛曲改進社編寫了《抗美援朝》、《除惡霸》，南陽市鼓詞藝人杜長川編唱了《王凌云罪行》、《白毛女》等新鼓詞。在曲藝內容改革的同時，曲藝形式也在進行改革，如大調曲子由兩百多年傳統演唱形式的“聳肩拔頂，閉目端坐”，發展到站唱，繼而手持檀板或八角鼓，且唱且表，更生動準確地表現社會主義時代的新人新事。�ァ�

　　 1963年3月，南陽專署文教局召開劇目、曲目會議，提出大力編新唱新，為農村服務、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指導思想和要求。從事曲藝創作的袁清岑、王景炎、蘭建堂、閻天民、丁心秀等一大批曲藝作者立即行動起來，深入生活，掀起了說新唱新的創作熱潮，如袁清岑的《海上偵察兵》、《攔花轎》，蘭建堂等曲藝專集《奪算盤》等相繼出版，196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