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時期，南陽為楚國疆域，素有“北楚”之稱。長達800年的楚文化是南陽歷史文化的重要發展時期。1978年在淅川下寺的春秋楚墓中出土的編鐘、石排簫等九十余種古代樂器，其音律準確，音質清晰，數量、種類之繁多、制作之精美，足以反映三千五百年前這里的音樂、歌舞之盛行。
　　
    南陽漢畫館搜集的大批漢畫像石，雕造工巧，形象生動，內容豐富，不僅反映了古代藝術大師的創造才能，也顯示了當時科學文化的發展水平。南陽漢畫像石中的樂舞百戲，真實地記載了漢代南陽各類藝術的狀況，保留有最早的說唱藝術跡象。樂舞百戲是集樂舞、說唱、雜技、角抵、滑稽為一體的綜合性藝術形式，是后代各類表演藝術的雛形，盡管在某些方面還不夠成熟，但的確孕育著這些方面的因素，曲藝就是其中的一種。圖中的彈奏琴瑟伴唱同現代曲藝中的大調曲、三弦書的演唱形式十分相似；擊桴鼓者，似乎邊鼓邊唱，其鼓狀與今鼓詞中所用之鼓也很相像；漢代的相和歌，是一種用歌唱講故事的形式，已顯露出說唱藝術的前期跡象，是最早的曲藝；而南陽漢畫館珍藏的漢代“抱相俑”則可證明，兩漢時期“相和歌”已在南陽流行了。��

　　 唐代的南陽，因與國都長安、古都洛陽相近，遂成為南北交通之要沖，促進了南陽經濟文化的發展和各地藝術活動的相互交流。李白詩中“清歌遏流云，艷舞有余閑”（《南都行》）的記述，清楚地反映了唐代南陽文化藝術的繁榮。值得一提的是唐代“俗講”，它由宣揚佛教思想的講經演化而來，具有故事性和伎藝性。《明嘉靖南陽府志》記：“裕州（今方城縣）普婭嚴寺在城東大乘山，為唐法本禪師之道場也。”道場，就是當時“俗講”講唱佛經的場所。��

　　 產生于元代宮廷和民間的北曲，以演唱元曲小令為基礎，是大調曲子的最早溯源。南陽藝人曾在城東柴閣老墳地，發現有記述元代宮廷鼓子派情況的墓碑。到了元代中末葉，由于元曲植根于不同地域，受其當地語言、民俗的影響，而形成了不同風格的民間音樂，使其漸衍分化，發展形成了不同聲腔、不同板路的不同劇種和曲種。這種不同地域不同劇種的形成，是我國戲曲、曲藝藝術發展中的一次大的飛躍。��

　　 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明太祖朱元璋封其第23子唐定王朱檉于南陽，隨帶一班宮廷歌女樂手，其中的鼓子派同南陽民間的鼓子派逐漸融為一體，為南陽鼓子曲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朱檉在南陽大興土木，建造王府，筑起供玩樂的園林，常宴樂其間。王府中的樂戶、伶人的歌舞活動，對后來南陽的說唱藝術無疑起了推動作用。��

　　 清朝雍正年間，宮中鼓子派代表王翰林回到南陽老家城東柴莊，隨帶藝徒多人，回來后專門研究鼓子曲。先后有不少外地流散藝人、梨園子弟來訪，帶來了很多外地曲牌，推動了南陽大調曲子的發展。乾隆年間，又有鄧縣周四少從北京帶回了“垛子”曲牌，以此作為曲頭曲尾，中間嵌以其他曲牌，形成了垛子套曲，在南陽一帶演奏。清代由于驛道的開辟，由北京至云貴，多取道南陽，加之驛站緊靠白河碼頭，成了水陸交通要道。交通便利帶來了經濟繁榮，更促進了文化活動的交流。安徽的太湖曲、北方的碼頭曲、西部的背弓曲、南方的蠻曲、倒推船等，不斷地為南陽大調曲子所采納、吸收、使用，形成了南陽大調曲子獨特的風格，并奠定了堅實、廣泛的群眾基礎，使曲調曲目一新再新，習唱的人有增無減，南陽大調曲子以它獨特面目逐步成長、完善起來。��

　　 鼓詞是一種古老的說唱形式，相傳是道教宣傳教義的工具。漢代時即有擊鼓演唱之雛形，唐代的道調、道曲，北宋的道情，都與鼓詞的產生有關。南宋時，道情中的一支傳唱世俗故事，設場賣藝，作為謀生手段，被稱作俚俗鼓兒詞，在北方比較盛行。清道光年間，山東單縣鼓詞藝人張萬年到南陽傳藝，在很短時期內，習藝者先起南陽、鎮平、唐河，而后遍及南陽各地。鼓詞，南陽稱為鼓兒詞、鼓兒哼，是以擊鼓和碰犁鏵片為伴奏擊節樂器、以板式變化體為其音樂結構的曲藝形式。它形式簡單，易學易演，深為群眾所喜愛，流傳各地后遂與當地方言和演唱習俗合流，而派生出各種流派，如在桐柏稱“淮源大鼓”，淅川丹江南岸的稱“丹南大鼓”等。到了清末，出現了余四海、趙文秀、張小個、畢光舟等一批著名鼓詞藝人，清末鎮平縣衙前還曾張貼過贊揚鼓詞藝人余四海的榜文。

　　 三弦書是民間俗曲的一種演變形式，它生動活潑，通俗易懂，并以其鄉土之味、醇厚之美和剛健清新的特色，深受群眾歡迎。約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南陽縣秀才何老窩，乾隆四十年（1775年）方城縣三弦書的一代宗師沈大樓都已開始演唱三弦書；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新野縣藝人馮國有也在本縣演唱三弦書。據方城縣三弦書藝人張明川講，他13歲開始學藝，可上溯四代：師父張士德、師爺范龔先、曾師祖龔一圈、太師祖沈大樓，上溯三弦書的歷史已有250多年的歷史。最流行是在清光緒年間，當時南陽三弦書藝人就有三四百人之多。由于三弦書藝人所處地域不同，演唱、表演也不同，從而形成了中路、東路、西路三個支派，三個流派各具特點。東路以張永西、老黃先兒、萬孝廉為代表，多在桐柏、唐河活動；中路以社旗西橋頭為中心，以南陽縣的劉永科、趙四差腳為代表；西路大都在南陽縣東北部與方城接境的博望一帶活動，以南陽縣的劉文學、方城的張士德為代表。這時的藝人們多聚集南陽，搭棚演唱舉行會演，如三弦書傳統書會——三皇會（尊奉天皇、地皇、人皇），參加藝人來自11個縣，多時達100余人，演唱三天，競技賽藝，在當時影響很大。這時的三弦書已達鼎盛時期。��

　　 善書源于唐代的俗講，至清道光年間，其內容漸被宣講“十全大善”的民間因果故事所取代，俗稱“念善書”。光緒年間，無論是官場的“宣講圣諭”，或民間的“念善書”，同時在不少地方流行。光緒四年（1878年），內鄉知縣高袖海，每逢朔望（每月初一和十五日），在縣衙宣化坊前宣講圣諭；光緒十八年（1892年）農歷三月三日，桐柏縣平氏鎮古剎春會有外地三位“俗講”僧人講唱善書。桐柏、鄧縣、唐河三縣出現了東華堂、西華堂、三華堂之類的齋公組織，常設“善書棚”念善書。隨著念善書的增多，善書刻本流行于市井，南陽縣書鋪“明善堂”刻印的《義犬救主》等數十種善書刻本也在街市出現。��

　　 清末，在北方廣為流行的評詞傳入南陽，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鄧縣藝人高光三開始在鄧縣城內行藝。其后又有山東、陜西、湖北等地的評詞藝人進入淅川、新野、鎮平、南召、唐河、方城等地進行演藝活動。��

　　 這一時期，又有一些新興的說唱曲種產生。光緒二十二年（1894年），新野縣樊集鄉蘆堰村興起了“槐書”。“槐書”的惟一傳人汝新和（外號汝和尚）在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已開始演唱槐書。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新野縣歪子街出現陳萬鵬的越調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