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大調曲子的伴奏及板頭曲

　　 南陽大調曲子的伴奏樂器以三弦、琵琶、古箏三種彈撥樂器為主。這種樂隊建制無疑是繼承了明中期在河南、山東、安徽所流行的“弦索”。“弦索”用的樂器是三弦、琵琶、古箏。當時弦索在河南流行時，正值汴梁小曲興起之時，二者相互結合是很自然的事。后來，小曲在乾隆時衍變為鼓子曲，流傳到南陽又由鼓子曲發展為南陽大調曲子，小曲幾經流變，而這種“弦索”伴奏的形式卻延續至今。��
在伴奏樂器中尤以三弦為主，甚至只有一把三弦，沒有其他樂器伴奏亦可演唱。另外，還有月琴、揚琴、墜胡、二胡、嘟嚕胡（軟弓京胡）、洞簫作為伴奏樂器。其打擊樂器中，手板、八角鼓兩樣必不可少。南陽市在建國前有人以茶杯盛水（多少不等）而以筷箸擊之，以此伴奏亦頗悅耳。��

　　 舊時，演唱大調曲子的曲友多為男性，常用調為F調、G調，三弦定弦為“51”。1956年后，大調曲子有了專業的女演員，樂隊的建制、定調都有了發展和變化，多數樂隊加上了二胡、墜胡、大提琴、揚琴等樂器，使樂隊伴奏增加了力度和伴奏旋律的歌唱性。定調也由原來的F調、G調改為G調、D調。��
大調曲子的伴奏樂隊，不僅擔負著伴奏任務，同時又能單獨演奏器樂曲，這種以彈撥樂器合奏或獨奏的樂曲稱為“板頭曲”。關于板頭曲歷史淵源的說法十分復雜，有學者認為其曲子多為“老八板”的變體，如“簫妃舞”、“大全”等曲的旋律接近“老八板”，但這只是少數現象，從曲調上看，多數曲子與老八板無關。

　　六、 大調曲子的表演

　　 大調曲子以歌唱為主，少數段子間有賓白。賓白者，“兩人相說曰賓，一人自說曰白”。在現存大調曲子的1200多個段子中，有賓白者僅占五分之一。舊時，大調曲子演出形式皆為清唱。演唱者、伴奏者互相稱為“曲友”或“玩友”。曲友們極重唱功，輕表演，講究吐字、行腔和韻味，有時一句能拖很長，余音不盡，所以還有“哼大調曲”的說法。��

　　 傳統的清唱形式均為坐唱，演出地點或在達官商賈的廳堂內院，或在三五曲友的某家庭室，或相聚于茶館，或設場于豆架瓜棚下，常于月白風清之夜，華燈初上之時，曲友互訪，即撥弦擊板，引吭高歌起來，而主人也僅以煙茶招待，以助雅興。演唱時，正中放一張方桌，演唱者及伴奏者圍坐在一起，通常由演唱者手執檀板（又名勻板，俗稱牙子）掌握節奏、速度，伴奏者各執樂器，以演唱者為中心呈扇面形坐次。演唱者應“閉目端坐，拔肩聳頂”，以示氣度高雅、品格端正之意。演唱時，唱者檀板一扣，樂音即起；伴奏者先奏“前奏”，“前奏”奏完，驟停；此時唱者需雙手托板向在坐的樂手及聽眾揖讓一圈，以示禮貌，樂手及聽眾亦需相應示意；唱者再擊檀板，表示“獻丑了”；音樂再起，這才進入正式演唱。也有不少演唱者會彈奏某種樂器，則自彈自唱，余人即伴之合之。技藝高超的演唱者彈唱自如，得心應手，伴奏者如眾星捧月，怡然同樂。��

　　 大調曲子多為一人唱的形式，也有少數二人對唱或三人對唱的曲目。一人主唱，遇到需要眾人和唱的調門時，伴奏者和其他聽眾即自動地一齊幫腔，稱為伴唱。此時，唱者、樂手與觀眾感情交流，唱腔合一，心領神會，互相烘托渲染，氣氛更加強烈，充分顯示了“下里巴人”的大眾藝術自娛娛人、皆大歡喜的特色。這種“一人唱眾人和”之形式的產生，與大調曲子里一些曲牌系來自民歌俚曲、夯歌漁歌、山歌小調有密切關系。這種形式基本上保留了山區農民對歌時，因無樂器伴奏而由一人領唱眾人和唱的表演特點。另一些原因是，清代中葉以后在北京流行的八旗子弟書中的“群曲”唱法，通過在北京做官的南陽人的引進而傳入；還有南陽府、賒旗鎮、新野、瓦店、石橋等處都是水旱碼頭，商業交通極其繁華，通過來經商的商人文化交融而接受了某些南方民歌的影響（如“蠻蓮花”可明顯看出是江漢漁歌的格式）。大調曲子的這種群口幫腔、聽眾協唱的形式在河南省諸多曲藝中實屬新穎別致，頗具特色。��

　　 除一人唱眾人和的演唱形式外，還有二人對口唱或三人以上的群口唱。二人對口唱的如《小寡婦勸墳》，一人唱佳人，另一人唱嫂嫂，如：

　　佳人：（唱）小佳人聽此言兩淚兮兮，尊了聲賢嫂嫂細聽心里。你二弟活著時把家務料理……至如今似萬把鋼刀把我心犁。��

　　 嫂：（唱）叫一聲你小嬸再也不必淚兮兮，聽嫂嫂我有話說到你的心窩里……

　　 這種表演形式雖不同于戲曲的角色明確分工，但因演唱者的唱詞已變為第一人稱的代言體，所以在演唱時就要輔以必要的角色聲腔或動作摸擬表演，因人物的身份、感情氣氛和曲詞的內容需要而定。對唱時的唱段既可唱不同的曲牌，也可唱同一的曲牌，唱同一曲牌時聽去并不顯得重復，有時反起著加重氣氛、加深印象的作用，有助于刻畫和塑造人物。��

　　 三人以上的群口對唱如《馬胡倫換妻》，則由分別代表馬胡倫、馮林保、老婦、小二妮、縣官的曲友對唱，則更有些曲劇清唱的效果了。但這種曲目在大調曲子中確屬少見，而且，為了刻畫不同人物鮮明的性格特征，演唱中還出現了“變口”（又叫“鄉談”）的技法，即根據不同地域的不同人物，突出其地方方言的特色。如馬胡倫是山西人，演唱時就用“晉口”；《妙常趕舟》中的老艄公是下江人，就用“蠻蓮花”牌子和“蠻口”說白來演唱，既突出了秋江河上船工的身份，又豐富了船工的幽默、詼諧的人物性格，寓莊于諧，使整個節目更加活潑風趣，跌宕起伏，引人入勝，增添了藝術魅力。��

　　 從演唱特色上說，在大調曲子形成、完善與發展的過程中，由于演唱者（曲友）所處的階層不同，其知識、閱歷、所處地位和藝術追求的不同，便形成了不同曲路、不同風格的兩大流派，即清雅派和通俗派。兩大流派明顯的區別有三：一是曲目上的區別，雅派以唱高雅、深奧的才子書、歷史段為主，如《三國》、《紅樓》、《西廂》、《漁樵耕讀》、《伯牙碎琴》、《踏雪尋梅》等，代表曲友有曹東扶、郝吾齋、張松亭、鄭耀亭等；俗派常以演唱社會風土人情的生活段子即俗稱的“針線笸籮曲”為主，如《小二姐做夢》、《閻老二分家》、《斗鵪鶉》、《王婆罵雞》、《小寡婦勸墳》等，代表曲友有張宴如、華彥昌、王富貴、夏金亭等。二是樂器的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