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科學精神，主張建立平民國家，實行地方自治，追求民主政治，爭取國民權利，要求結社自由、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并提出要為爭取民主自由而斗爭，“不自由毋寧死”。魯迅在《河南》第五期上發表的《科學史教篇》一文，主張用“科學”滌蕩愚昧，培養“靈性明，個性張”的新國民。這些思想特征，不能不讓人聯想到新文化運動倡導的民主與科學精神。

　　如黃順力、李衛華兩位先生所論，以個性解放為基調的五四精神，在《河南》也已有所顯現。魯迅1908年在《河南》第七期上發表《文化偏至論》，提出“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舉；若其道術，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以及“自覺至，個性張”的思想。著名文學評論家舒蕪曾認為，“魯迅的《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等乃是中國近代啟蒙思想的最高峰，不僅非當時的權威梁啟超、嚴復所可及，也超越了后來五四時期的主將陳獨秀、胡適”。《河南》在近代啟蒙思想史上的地位，由此可見。

　　發現魯迅，不能不說是《河南》的一大貢獻。

　　學者張絳曾撰文介紹，1907年，27歲的魯迅正在東京，他原本打算與許壽裳等人創辦文藝刊物《新生》，由于經費困難，未能實現。不久《河南》創刊，通過周作人與魯迅取得聯系，于是魯迅、周作人、許壽裳等都成為《河南》的撰稿人。魯迅以“令飛”、“迅行”等筆名，先后發表《人間之歷史》、《摩羅詩力說》、《科學史教篇》、《文化偏至論》、《裴彖飛詩論》、《破惡聲論》等文章，集中展現了他早期主要思想成果。

　　張寶明認為，魯迅對《河南》很重要，《河南》對魯迅同樣也很重要。魯迅后來在《墳·題記》中談道：“因為那編輯先生有一種怪脾氣，文章要長，愈長，稿費便愈多。”正是《河南》的約稿，使魯迅更多地讀書、思考、積累，并用文字把自己的思想系統地整理出來。“前期的這些作品，奠定了魯迅作為啟蒙文學家的方向。”張教授說，“這段經歷，是他成為魯迅的一個重要理由”。

　　《河南》僅出版了十期，其犀利的革命言論，為清政府所難容，日本警察廳受清廷駐日使館請求，勒令其停辦。張鐘端也因此被停止官費，劉青霞得知后，當即匯款，助他完成學業。

　　盡管如此，在辛亥革命前夕創刊的《河南》，仍對清末民主革命興起與河南社會變遷，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馮自由曾高度評價革命宣傳之重要：“中華民國之創造，歸功于辛亥前革命黨之實行及宣傳之二大工作。而文字宣傳之工作，尤較軍事實行之工作為有力而普遍。蔣觀云（智由）詩云，‘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誠至言也。”20世紀初期的河南，風氣閉塞，民眾思想落后于形勢。《河南》的問世，極大改變了這種局面，如時人所論，對河南思想的啟蒙與革命思想的開發，“此雜志之力多焉”，“河南之革命思想，自是激蕩，且由言論時期，進至實行階段”。□首席記者姚偉實習生孫燦文圖【原標題：“‘一品誥命’的革命路”系列5 《河南》讓河南走向時代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