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氏莊園內的馬吉森故居

　　“喚起吾國四千年之大夢，實則甲午一役始也！”梁啟超在《戊戌政變記》中曾無限感慨。

　　對于今天的中國人來說，1894年、1895年那段歲月陌生而隱含恥辱，我們常有意無意地回避，不愿提及。但對于當時的中國人來說，巨大的恥辱和痛苦從天而降，如尖刀割心，根本無法回避。

　　甲午戰爭和《馬關條約》帶給古老中國的震撼，遠遠超過鴉片戰爭，中國數千年累積起來的文化自信，因此突然崩潰，如葛兆光先生所說，“這種深入心脾的憂郁激憤心情和恥辱無奈感覺，大約是中國人幾千年來從來不曾有過的”。

　　鴉片戰爭后，中國知識階層的文化心態仍從容淡定，“對自己的傳統抱有希望，至少在民族自尊還能維持的情況下，他們還希望以先王之舊法開后世之新政”，所謂“西學中源”、“中體西用”，都是這種文化心態的體現。

　　即便已意識到中國危機的士人，也仍然有著很強的文化自信心。曾紀澤曾在香港的《德臣西字報》發表了一篇著名文章——《中國先睡后醒論》，雖然也用一個“睡”字承認中國面臨的危機，但又列舉了中國購買戰艦、修筑炮臺、保衛屬國、抵抗外敵等事情，認為中國很快就會在西洋的刺激下蘇醒過來，重新成為世界強國和大國。

　　但如葛兆光所論，甲午戰爭過后，這種從容和自信崩潰了。1894年，一向自居天朝大國的大清，被“蕞爾小邦”打敗了，1895年，不得不向“倭人”割地賠款。在此之前，中國士人很少把日本放在眼里，甚至有些無端的鄙夷，在歷史記憶里，“島國蝦夷”來中國都是納貢和學習的。但這次卻被打敗了，敗得很慘，簽訂的條約更是極其屈辱。過去與英法等國簽訂的屈辱條約，不過賠千余萬、增加幾個通商口岸，這次卻要賠2.3億兩白銀，更要割去臺灣。

　　聽到這一消息，張謇在日記中痛苦地寫道：“（《馬關條約》）幾罄中國之膏血，國體之得失無論矣。”

　　聽到這一消息，翁同“涕泗橫集”，以致在皇帝面前異常激動，與大臣爭得“大齟齬”。

　　即便光緒皇帝，也是“宵旰彷徨，臨朝痛哭”，憤然道：“臺割則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為天下主。”

　　在那一刻，幾乎所有關心時事的中國人，都被憂郁憤激的心情和恥辱無奈的感覺深深刺痛。

　　“不變法不能救中國”，也就是那一刻，極度震驚后的中國人，突然對自己的傳統失去了信心，學習西方、革除積弊，成為朝野上下的共識。

　　對于馬丕瑤來說，1895年也是極其痛苦的。《馬關條約》簽訂的消息傳到廣東，他當即上《力阻和議折》，請求廢約抗戰，并“將李鴻章發交刑獄”。隨后，他又多次上書，提出“言路宜廣開”、“陸師宜精練”、“使臣宜博訪”等十條變法措施。幾個月后，心力交瘁的馬丕瑤在憤懣郁積中死去，遺體被護送回安陽老家安葬。

　　馬丕瑤的死，對安陽西蔣村的馬氏家族無疑是天大的事，這個僻處中原腹地的家族，因此更深刻地感受到甲午之變。此后，馬丕瑤的子女興辦實業，捐助教育，成為河南最先走出舊傳統、尋找新方向的家族之一。

　　【馬丕瑤臨終上“十策”】

　　1895年9月，《馬關條約》簽訂四個多月后，馬丕瑤死于廣東巡撫任上。關于馬丕瑤的死因，歷來有三種說法：一是“病卒”，二是“憂憤國事而卒”，三是被人暗殺。

　　暗殺之說，出自《官場現形記》作者李伯元。當時廣東好賭成風，賭館林立，因此引起的搶劫盜竊、斗毆傷人案件層出不窮。當地官府不思禁賭，反而征收賭館四成收入，默許其存在發展。馬丕瑤到任后，一方面整頓海防，防范近在澎湖列島的倭寇軍艦，另一方面大力禁賭，取消政府征賭稅的老辦法，推出懲治賭博“八規”，震動全省，一時賭風盡斂。李伯元在《南亭筆記》中說，馬丕瑤禁賭甚嚴，既得利益者對他十分仇視，“陰使人以麥冬濾汁，澄清后煮飯令食。麥冬，涼物也，馬又年老，遲之又久，遂患癱軟，未幾卒矣”。

　　“病卒”之說，出自馬丕瑤臨終《遺折》。馬丕瑤自述，他“體素充強”，在州縣任職時，凡事親歷親為，“風雨寒暑，罔敢即安，以致氣血漸虧，為寒所中，遂有奔豚（古病名，發作時腹部絞痛，下腹氣上沖胸部，直達咽喉）之證。”而此次因感冒“觸發舊疾”，醫治無效而生命衰竭。

　　不管馬丕瑤死因如何，憂憤國事、心情郁結，無疑嚴重影響了他的身體健康。

　　如葛兆光先生所說，“心情”只是一個描述感性的詞語，但“心情”如果成了社會上一種普遍彌漫的情緒，卻是促成理性思索的背景。馬丕瑤生前的幾個月，“博采輿論”，苦苦思索中國的問題和出路，1895年6月，他上書皇帝，將自己思考的成果總結為“自強十策”，即“圣學宜懋修”、“民心宜固結”、“言路宜廣開”、“政務宜崇實”、“疆吏宜慎擇”、“將才宜豫儲”、“水師宜巡洋”、“陸師宜精練”、“使臣宜博訪”、“華商宜保護”等。

　　馬丕瑤仍將堅持傳統“圣學”放在“自強”的首要地位，但總的來說，他的“十策”相當開明和務實。如“言路宜廣開”之策，他建議中國廣開報館，不僅可以使人知道“各國新聞”，“不出庭而天下利弊時如指掌”，而且還能實行輿論監督，“使內外臣工，群畏清議，貪酷之風，賴以稍戢”。

　　再如“華商宜保護”之策，認為“商富則國用亦富，商遠則國威亦遠。”主張進行正常的對外貿易，要求保護華商，特別是國外華商。當時國外華商人數眾多，但時常受制于外人，忍受欺凌。因此，應“援請公法聲明各國通例,照會外部各處均設華商館領事，令使臣加意保護”。對國內商業，他認為甲午戰爭后列強勢力必深入內地，如果不盡快發展商業，華商將無立足之地，只能“坐視民窮財竭莫可知何”。

　　作為一個出身貧寒、靠才干從縣令干到巡撫的官員，馬丕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