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琦的父親崔長生又在崔氏家族的兄弟中排行老大，崔琦出生時父母已50歲上下，按說他是父母的掌上明珠。然而，母親卻從不嬌慣這惟一的兒子。她深知，人必須能吃苦、愛勞動才行，否則長大就會養成好吃懶做的毛病。崔琦幾歲時，媽媽就叫他和幾個姐姐一塊，幫助家里干家務，稍大一點，農忙時他就下地幫父親干農活，施肥、鋤地、澆水;農閑時，他要么給家里的毛驢兒割草料，要么就到附近樹林里撿柴禾。

　　母親雖然沒有什么文化，但她卻有著不同于常人的廣遠見識和博大胸懷，時時處處平等地善待所有鄉鄰。不管誰家有難處，她都會盡自己的最大努力來幫助。崔家早年的鄰居中，有幾個老人至今還記得這樣的事情：村里的孩子們因為吃不飽飯，便有事沒事地時常到崔家玩，目的是想看看崔琦母親會不會找點兒東西給他們吃。王雙賢知道孩子們的心思，只要鄰居的孩子們一來，她就把家里有的能吃東西拿出來分給大家吃;有時甚至連自家的飯也盛給大家吃。

　　正是母親這種善意仁慈對童年崔琦潛移默化的影響，才使他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中始終保持著與人為善、替人解憂的優秀品質。今天，在普林斯頓大學的校園里，崔琦為人隨和，對學生的學習要求非常嚴格，而生活上卻十分關愛，是有口皆碑的。

　　那時，母親還常常告訴他：謙虛是人的美德之一。一個人不管到何時何地，自己有多大本事，都要保持謙虛待人。只有這樣，才會得到別人的敬重。母親當年的言傳身教，至今還被崔琦視為行世風范。

　　崔家的家規民主而嚴格，在當地是出了名的。在崔家，無論做什么事情，事先4個孩子都可以表明自己的看法，但是，在父母綜合大家意見作出決定之后，孩子們就必須照父母的決定去做，再有頂嘴或懈怠的行為，就會挨竹板了。可據當地了解崔家的老人介紹：他們并沒聽說過崔家哪個孩子挨打，因為孩子們總是自覺按父母的要求去做，從沒發生過有悖情理的事。

　　崔琦至今還記得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一起“家庭冤案”：有一次，鄰居一位老太太聽別人誤傳，說崔琦和莊上幾個孩子偷她家地里的瓜。老太太便對王雙賢告了崔琦一狀，王雙賢非常生氣。等崔琦放學回家后，母親問他：“驢娃兒(崔琦的乳名)，你偷人家的東西啦?”崔琦沒敢搭腔。母親說：“去吧，到門樓墻角里跪著!”崔琦便放下書包，自己乖乖地跪在那兒，一聲不吭。跪了一會兒之后，那位告狀的老太太反而覺得不好意思了，就勸王雙賢饒過兒子這一次。過了好長時間，王雙賢才生氣地叫起兒子。崔琦低著頭來到母親跟前，母親問他以后還偷不偷人家的東西了，崔琦說：“娘，俺以后不和他們一路上學了。”最后王雙賢才知道，那次，崔琦根本沒偷瓜，只是在路上和偷瓜的孩子們碰到一起罷了。母親問崔琦當時為什么不說明情況，崔琦說誠懇地答道：“當時娘正在氣頭上，說了也沒有用;再說，當時我畢竟跟偷瓜的孩子們在一起，即使沒偷也說不清楚 ，就想干脆認了算了。況且娘這樣要求我也不是環事，偷人家的東西到哪兒說都丑，我不想讓娘為我擔心。”

　　離崔琦家不遠的地方，有一個大水塘。每到盛夏時節，那里是莊上人的天然浴池。大人孩子總愛到這里洗澡，崔琦自然也是其中的常客。別的孩子總是邊洗邊打鬧，不是從水底抓把淤泥涂得別人滿頭滿臉，就是把別人按在水里。可崔琦從來不參與這類無聊的游戲，他總是躲得遠遠的，一個人斯斯文文地洗完就回家。因為每次出來時母親總叮囑他不要做與人為難的事，也不要在水里和別人打鬧，以免傷了和氣。

　　在母親的嚴格教育下，少年崔琦深得莊上人喜歡。他聰明過人，多才多藝，十三四歲時，就能寫會算。當時村里搞“土改”，抽他去負責計算田畝，無論三角形、菱形、梯形地，都難不住他。就這樣成了當時方圓幾十里有名的“小會計”。剛解放那會兒，村里排小戲《血淚仇》，可戲中有個角兒找不到人演，崔琦就主動幫忙，他不僅臺詞背得熟，還進行了恰如其分地化妝。雖然他是首次登臺表演，但是演出效果特別好。當人們紛紛夸崔琦聰明、能干時，崔琦卻十分謙虛地笑著說：“我還差得遠，希望鄉親們不要這樣夸我。”

　　行文至此，我忽然想起了一位詩人的話，“母愛是最明媚的陽光，它可以永遠照亮你的人生征程!”不是嗎?崔琦教授也頗有同感。【原標題：崔琦：母愛讓我走進諾貝爾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