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后，中國經濟開始活躍。繼1988年嚴重通貨膨脹之后，1993年上半年，通貨膨脹壓力又開始上升。彼時，沿海地區的房地產市場異常火爆，房地產業大量融資，使得貨幣超量投放，信貸規模一再突破計劃，金融業陷入無序狀態。

1993年，陳錦華從國家體改委主任的位子上轉到接任國家計委主任。到任伊始，陳錦華就開始著手制定“九五”計劃。然而，他碰到了一個最大的難題——通貨膨脹。1994年我國的通貨膨脹率上升到24．1％，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最高水平，是非常嚴重的通貨膨脹。

“不要搞通貨膨脹，通貨膨脹是不得人心的，通貨膨脹等于政府伸手到老百姓口袋里掏錢。”

擔任國家計委主任的第一年，陳錦華在全國人大做了個報告，目標是要把通貨膨脹率控制到7％。后來通脹率上升到百分之十幾時，當時就有人大委員提議彈劾陳錦華：“怎么計委說了不算？”經濟形勢十分嚴峻。通貨膨脹最嚴重的時候，民眾開始搶購商品。據有關資料，老百姓把電風扇、不會轉動的洗衣機都搶回家了，鹽都一麻袋、一麻袋地買。“因為說通貨膨脹價格要漲多少倍多少倍，大家都恐慌了。好多老頭、老太太攢了一輩子養老的錢最后沒了，心里都非常緊張。”鄭新立以親歷者的身份發出感慨。

引發通貨膨脹的原因是什么？這不能不說一說價格闖關，正是價格闖關造成了群眾心理的緊張，發生了全國范圍內的“搶購潮”。當時理論界提出，價格改革這個關要過，但在過關方式上有分歧。有一些年輕學者，主張價格闖關，鼓吹通貨膨脹無害論。當時，劉國光則主張比較穩健地改革、不應該搞通貨膨脹，馬洪和薛暮橋也極力地向趙紫陽總書記建議不要搞通貨膨脹、不要搞國民收入超分配，因為超分配以后搞通貨膨脹是很嚴重的。

馬洪是鄭新立的老師，他在社科院工經所讀研究生二年級的時候就跟著馬洪一塊兒搞課題，馬洪是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的創始人。鄭新立畢業后，接受馬洪的建議，本打算留在這個研究中心工作，當時中央書記處研究室要人，他就去了書記處研究室。

鄭新立回憶起一段往事：當年，馬洪還兼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他向趙紫陽提議不能搞國民收入超分配。趙紫陽拍案大怒：“我怎么可能超分配呢？你們沒有生產的東西我不可能分配！”馬洪回答說：“超分配是指價值上的超分配，超分配必然導致通貨膨脹。不是實物上的超分配，實物上怎么能夠超分配呢？生產多少鋼就分配多少鋼、生產多少糧食就分配多少糧食。”實際上，馬洪講的是商品的二重性。后來，馬洪自己主動給總書記寫了個檢查，趙紫陽反而安慰他：沒必要，不用寫檢查，顧問最大的長處就是敢于直言，顧問敢于直言就是盡到責任了。

當時，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包括鄧力群在內都在提：不要搞通貨膨脹，通貨膨脹是不得人心的，通貨膨脹等于政府伸手到老百姓口袋里掏錢。

“M2增長太快了就會導致通貨膨脹；M2增長太慢了就會限制經濟的增長，不適應經濟增長的需要了。”

為了治理通貨膨脹，國家計委專門派出考察組到美國去取經，國家計委副主任桂世鏞帶隊到美國考察，鄭新立、郭樹清都是考察團成員，見到了密爾頓·弗理德曼。之后，鄭新立還單獨又去見了一次弗理得曼。

在舊金山，弗理德曼對中國考察團侃侃而談。密爾頓·弗理德曼是貨幣經濟學的鼻祖。他說，國民黨不是共產黨打倒的，是通貨膨脹把蔣介石打倒的。蔣介石搞金元券、搞通貨膨脹，肯定倒臺。我研究的結果，全世界沒有一個政府搞通貨膨脹不倒臺的。通貨膨脹是惹眾怒的，蔣介石搞那么嚴重的通貨膨脹，最后自己垮臺了。他還告訴鄭新立一個很重要的規律：他在研究日本、韓國經濟快速增長時期的規律時發現，在經濟快速增長時期，M2的發行量大體上等于經濟增長速度的兩倍，就不會出問題。否則，M2增長太快了就會導致通貨膨脹；M2增長太慢了就會限制經濟的增長，不適應經濟增長的需要了。

回國后，鄭新立將在弗理德曼口中取得的“真經”傳達給國家計委領導。

鄭新立說：“我陪陳錦華干了一任，后來他離任時，我們說，陳錦華在計委干了一件事：抑制通貨膨脹，做得很成功。如果說鄒家華時期是下放投資和管理權限，那么陳錦華時期就是抑制通貨膨脹，通脹率從24．1％到最后降到正常水平，軟著陸很成功。”

“我們圍繞著怎么能夠把通貨膨脹率降下來想盡了一切辦法。”

陳錦華卸任后，鄭新立協助他編了一本書——《實現軟著陸的宏觀調控》，詳細介紹了這五年治理通脹的過程。

鄭新立說：“我們圍繞著怎么能夠把通貨膨脹率降下來想盡了一切辦法。朱�杌�當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央行行長。我們從貨幣發行總量上進行控制，但是更多的還是采取增加供給的辦法。因為總體來講，當時大部分消費品還處在供給不足、短缺的狀態，所以增加市場上短缺的農產品、工業品的供給對抑制通脹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還有價格管理，有一些需要限制的價格要限制。通貨膨脹非常嚴重的時候，必要的行政手段還是要采取的。主要還是采取綜合性的對策，經濟辦法、行政手段并用，最后一步一步地把通貨膨脹率降了下來。1994年通脹率是24．1％，1995年降到17．1％。”

資料顯示，中央政府從1993年夏天開始實施“軟著陸”的宏觀調控，在貨幣政策方面出臺了13條壓縮銀行信貸規模的措施，使新增貨幣供應量M0從1993年的1528．7億元減少到1994年的1423．9億元和1995年的596．8億元。由于吸取了以往貨幣緊縮過度造成經濟過冷的教訓，這次調控一直遵循“適度從緊”的原則，最終于1996年成功地實現了經濟的“軟著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