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全國投資的增長速度只有7％，但浙江省的投資增長速度有百分之三十幾，尤其是臺州市溫嶺縣更高。1999年，鄭新立應邀去溫嶺開了一個會，發現溫嶺的投資都是民間投資，搞的都是制造業——微型軸承，大部分供出口。

回北京后，他建議曾培炎到浙江去調研。2000年年初，曾培炎帶著投資司司長、規劃司司長、綜合司司長、政研室主任，到浙江省一個地區、一個地區地調研，去了溫州、臺州、寧波……回來以后，搞了一個鼓勵民間投資的13條，起草人主要是姜偉新（時任投資司司長，現任建設部部長），第一次提出對民間投資要同國有投資一視同仁；要在稅收政策、信貸支持、項目審批等方面與國有企業一視同仁。

好事多磨。“13條”提出后報國務院未被批準，一直到5月份也沒消息。鄭新立向曾培炎匯報說，文件老出不去怎么辦？曾培炎說，那我們就用計委的名義發表吧。結果，“13條”以國家計委的紅頭文件下發出去。

“雖然有的部門不認這個文件，但是它的作用已經產生了，通過鼓勵民間投資啟動經濟。浙江在經濟回升、激活民間投資過程中在全國起了很好的作用。

對于浙江經濟蓬勃發展的現實，有學者提出是浙江得益于私有制搞得好。鄭新立一行調研之后發現，浙江不單單民營經濟搞得好，國有經濟照樣搞得好，集體經濟也搞得很好，是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結果。不僅有民營經濟，還有混合經濟。

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江澤民總書記提出民營企業家也可以入黨，民營企業家也是 “社會主義建設者”。從此，對民營經濟的政策開始進一步放寬。這些新的政策是江澤民同志親自到浙江調研后才有的。

“我體會，我們國家經濟真正的活力來自于民間，經濟發展的活力來源于民營經濟。包括國有企業的改革，如果沒有民營經濟的發展，就沒有動力，也沒有壓力。另外，國有企業退下來的幾千萬職工沒有去處，改革也搞不成。1997年開始的國企‘三年脫困’，國有企業有七千萬人被精簡下來，一部分退休了，絕大部分都進入了民營企業，是民營企業吸納了國有企業辭退的員工。在民營企業競爭的壓力下，國有企業才有了改革的動力，如果不改革，就要被市場淘汰，市場的壓力就來自于民營經濟的發展。實踐證明，哪個領域能夠比較多地吸引民間投資、鼓勵民間投資，那么這個領域的發展就有活力；哪個領域拒絕民間資金的進入，這個領域的發展就是一潭死水。”鄭新立說。

“六項投資關系到每個老百姓的利益，是黨中央國務院的決策，要通過中央電視臺講出去。”

鄭新立任國家計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同時兼任計委新聞發言人。期間，一個月就有1—2次對外新聞發布，各省計委負責人對他都十分熟絡。在這之前，計委也在執行新聞發布制度，但是老百姓不大買賬，因為老百姓說明明物價在漲，發言人卻說沒漲。有市民就打電話到計委值班室和調度室痛斥計委不講實話。

鄭新立做了多年的新聞發言人，他體會出“兩個不能說”：與中央政策不一致的話、不一致的主張不能說；凡是犯眾怒的事、觸犯到老百姓的利益、說出去肯定要挨罵的話不能說。

怎樣向老百姓介紹經濟發展面臨的困難？怎樣讓老百姓理解擴大內需的含義？鄭新立找到中央電視臺臺長，對他說，現在是困難的時候，擴大內需是中央的一個重大政策，利國利民，要取得老百姓的支持。六項投資關系到每個老百姓的利益，是黨中央國務院的決策，要通過中央電視臺講出去。

當時中央臺《焦點訪談》欄目剛剛開播，有點名氣。鄭新立與臺領導溝通后決定，在《焦點訪談》連續做三期節目，介紹六大投資重點，每期講兩個。中央臺新聞中心主任李東生（現任公安部副部長）親自到曾培炎的辦公室商量、討論制作這三期節目的具體細節。

鄭新立說：“節目推出后，社會效果很好，釋疑了老百姓心中的某些顧慮，也得到百姓的支持。特別是大學擴招，涉及百萬家庭的切身利益。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道路、住宅、供氣供水這些工程，給城市面貌帶來很大改觀。”

“作為公務員，不要把自己弄得很神秘。要把黨中央國務院的決策與群眾的利益結合起來，本來這些政策也是為老百姓的利益考慮的。要把這些東西宣傳出去，善于利用我們的媒體，來創造一個好的施政環境。看看那些高速公路、西南大山里的那些山洞和橋梁，那些工程如果沒有借助六項投資這個機會，根本干不成。”

青藏鐵路，也是在那時立項的。據鄭新立介紹，提出建設規劃時，計委也是一片反對聲：西藏有什么可運的，搞幾架飛機就行了。是江澤民主席親自決策，才把青藏鐵路建成。

“這些工程既擴大了內需，又拉動了經濟增長，還造福了后代，多好的事啊！”鄭新立說。

“集中力量把高鐵搞起來，可能是當前我們擴大內需、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一個機遇。”

“如果說上一次我們在應對亞洲金融危機時能夠成功地把挑戰變成機遇，一個標志性的事情就是開始了高速公路的建設。這次應對全球金融危機，標志性的事情就是高鐵的建設。我們要借助這個機會把城際高鐵建起來，把城市的地鐵建起來。200萬以上人口的城市都應該有地鐵，可現在有地鐵的城市并不多。這樣能拉動鋼鐵、水泥提高開工率。”

當記者問及“投資拉動增長，避免經濟下滑”的問題時，鄭新立做出上述表示。他以上世紀90年代末在國家計委搞宏觀調控的經歷證明：大項目、大工程是拉動經濟增長的有效方式。他特別推崇城際高鐵建設。

鄭新立說，現在世界城市化的發展已經進入第六個階段：以高鐵引領城市布局和經濟發展，簡稱TOD。高速鐵路可在300公里為半徑的范圍內形成1小時商務圈；城際高鐵把城市群連接起來，可以在城市群的范圍內優化資源配置。像北京、天津、唐山如果都由高鐵連接起來的話，就可以實現半小時生活圈，實現同城化。但現在只有北京到天津有高鐵，北京到唐山沒有，唐山到天津也沒有。如果北京到唐山、唐山到天津的高鐵也能建起來，京津唐就能夠形成一個拉動環渤海地區發展的核心區域，在此范圍內可以優化資源配置。

現在有人提出長江中游城市圈：高鐵將武漢、長沙、南昌連接起來；以鄭州為核心形成中原城市圈；珠三角已經建了廣州到深圳、珠海的高鐵。下一步，如果廣州到惠州、湛江、清遠、肇慶也用高鐵連接起來，那么珠三角就可以形成一個高鐵的網絡，可以使珠江口東岸過度密集的人口、產業向整個珠三角擴展，帶動粵東、粵西、粵北的發展。

“我覺得，集中力量把高鐵網絡搞起來，可能是當前我們擴大內需、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一個機遇。高鐵是我們國人的驕傲，我們有這個技術、產品。”鄭新立說。

記者問：“建高鐵，鐵道部欠了很多債。銀監會的領導層批評過各大商業銀行的行長：鐵道部要把建高鐵的貸款還完，從現在算起，需要還460年，你們這個錢也敢貸？你不擔心建高鐵還不起貸款么？”

鄭新立答：“這是媒體炒作，說什么高鐵有2萬多億債務，資不抵債了，實際上是炒作。如果把鐵路的資產重新評估一下，鐵路可能一下子有幾十萬億的資產。現在許多城市的高鐵火車站周圍有好多土地都是鐵路部門的，都是很值錢的。2萬多億元債務在他們的資產總額里根本就不算什么。”

“而且我們還可以通過搞股權的多元化，把社會資金引進來，參與高鐵建設；還可以發行中長期債券；還可以搞鐵路貸款的證券化。通過這些途徑為鐵路建設籌集資金。”

“鐵路在快速建設階段出現一些債務是正常的，十年八年以后，高鐵的網絡形成了，投資就開始進入回收階段，效益會越來越好。我認為，高鐵項目不應停下來。”

“可以投資、可以建設的領域很多，通過財政投融資，四兩撥千斤，把銀行貸款和民間投資都吸引過來。”

鄭新立認為，現階段可以投資的領域仍然很多。比如城市的公共服務領域中，敬老院、幼兒園、停車場、供氣供水等工程都可以通過BOT的方式，把社會資金吸引進來，增加投資，加快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