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新農村建設、農村社區建設。把農民吸引到新型社區里面居住,用宅基地置換一下,農民可以到工業園區、農業園區去就業。這樣可以增加建設用地,盤活農村的建設用地市場,改善農村的生活環境。
還有大量的需要頂替進口的產品生產也需要投資。其一是石油,石油一年的進口量占我們國內消費量的52%。我們有大量的煤炭資源,有成熟的煤制油技術,包括直接液化、間接液化技術。直接液化,一噸煤制油(柴油)只要五噸水就夠了。按成本核算,如果進口石油一桶60美元以上的話,我們就有錢可賺,有競爭力。通過煤制油、煤制氣來降低對進口石油、天然氣的依賴。
其二是PX(對二甲苯)項目。PX是化工產品中一個非常重要的中間產品,現在我們進口已占到國內市場需要量的60%。日本、韓國PX的80%是向中國出口的,控制中國市場以后開始提價。我們應該借機在一些荒無人煙的島上集中規模搞大型的PX項目,爭取一舉擺脫對進口的依賴。
其三是大豆。現在我們每年進口大豆5000多萬噸。但是國內有很多地方可以生產大豆,比如北疆,有水和1000萬畝的耕地資源,讓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擴大大豆的種植,頂替進口,是可行的。
其四是集成電路。集成電路進口用匯已經超過石油進口用匯,我們可以圍繞集成電路的生產、研發,組織一個產業聯盟,把生產單位、研發(研究)單位、使用單位組織起來,聯合研發,研制成果大家共同使用。現在Intel、IBM公司的核心技術的研發骨干都有華人、華裔,還有改革開放后留學去的中國學生。相信通過自主創新,我們一定能搞出集成電路。
“可以投資、建設的領域很多,通過財政投融資,四兩撥千斤,把銀行貸款和民間投資都吸引過來,吸引到轉變發展方式、產業優化升級所需要的方面來,就可以把挑戰變成機遇了。”
“現在我們的政府還是應當有所作為。政府不應當受干擾,要力排眾議。朱基時期就是力排眾議,認為正確的就要干。現在美國、日本政府都在干預經濟,而且已經出現效果了。今年,美國、日本的經濟都出現明顯的復蘇,股市也開始反彈。我們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政府怎么能夠捆住自己的手腳呢?認為應該怎么做就怎么做嘛。”
“近期在消費不可能有大幅度增長的情況下,只能通過投資拉動經濟增長。通過民生工程、大的基礎設施的改善,可使40%的投資轉化成居民個人消費。因為用工增加了,就業增加了,他拿到錢就用于消費了。沒有投資哪有工資?搞大項目需要購買原材料,那么生產原材料的企業的就業就增加了,生產增加了,工資也增加了。經濟整個都搞活了。”
“等待經濟的內生增長是一個長期、緩慢的過程,要通過政府的推動、政策的引導來促進增長。高鐵可以帶動相關制造業的發展,不止是拉動原材料。對農村的投資可以拉動農村條件的改善,直接縮小城鄉差距,對我們全面實現小康是很有利的。我們不能老縮手縮腳、害怕輿論。”
“我們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明確了政府的職責:第一,宏觀調控;第二,市場監管;第三,公共服務;第四,社會管理。北京共識和華盛頓共識的區別就在于我們的政府可以發揮積極的作用。”
“當經濟出現偏熱的時候,我們就適當地抑制需求,減少貨幣的發行;當經濟出現偏冷的時候,我們就適當地增加貨幣的發行,增加投資規模。”
在國家計委工作的13年,讓鄭新立對宏觀經濟管理有了全新的認識。他說:
“我們吸取了通貨膨脹的經驗教訓,又通過擴大內需,加快電力、交通、通訊的建設,經濟上了一個大臺階。所以2000年之后,我國經濟出現了一個長達十年的兩位數的增長。從此,我們擺脫了經濟大起大落的困擾。
“在2000年之前的20多年的時間里,隔幾年經濟增長速度上去了,隔幾年又下來,基本上是周期性的大起大落。當通貨膨脹來的時候,就實行緊縮的政策,大量在建項目下馬,大批施工人員回家,工程停在那兒。然后國家計委派人下去檢查,看是不是真停工了,不停工就對相關責任人處分、撤職。過幾年經濟冷了,就再增加投資,過幾年又通貨膨脹……
“在改革開放初期到2000年近20年的時間,宏觀經濟運行基本上就是在周期性的大起大落、周期性的通貨膨脹中過來的。2000年之后,我們擺脫了經濟大起大落的困擾,出現了平穩、快速增長的新階段。這與我們吸取了歷史上的經驗教訓有很大關系。特別是我們注意改善宏觀調控:當經濟出現偏熱的時候,我們就適當地抑制需求,減少貨幣的發行;當經濟出現偏冷的時候,我們就適當地增加貨幣的發行,增加投資規模。這樣有意識地做一些超前的微調,避免大的調整、大的起落。2000年之后的這十年,可以說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也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經濟發展最輝煌的時期。這一成果,來之不易。”【原標題:鄭新立:我在國家計委的13年(1987—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