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氣于地，氣有深淺，因之以辨清濁，以正五音，而六樂宗之。圣人作樂以應天，治禮以配地，故曰‘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歷迭相治也，其間不容發(fā)，而錯綜也。
　　
    朱氏認為用歷考察天象，即“考分至”、“序四時”，可為吉禮、兇禮、軍禮、賓禮、嘉禮的制定、實施提供依據，所謂“歷居陽而治陰”。律來自大地層中的候氣，氣之深淺可辨五音的清濁和正邪，六代之樂就是以此為追求的目標而設的。圣人用音樂與天溝通，所謂“律居陰而治陽”。這些便是朱載堉律歷融通思想的精華所在，是他“自然之理”思想的又一次升華。
　　
    這里朱氏提倡發(fā)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制禮、作樂，倡導在天地人之間既區(qū)別又統(tǒng)一的框架內，求得天地人的和諧統(tǒng)一。與以往樂律完全依附于歷即天的說教不同，朱氏“把‘天’道德化、民意化，在文化觀念上有積極的進步意義”。
　　
    在此基礎上，朱載堉進一步認為，律與歷具有同構性，于是一種對應、和諧的宇宙宏觀模式，就這樣形成了。具體是：歷有五緯、七政；律有五聲、七始，故律歷同一道，天之陰陽五行一氣而已。有氣必有數有聲。歷以紀數而聲寓，律以宣聲而數行，律與歷同，流行相生。歷之五緯（金木水火土）配五音宮、商、角、徵、羽；歷之七政 與音樂之七音宮、商、角、清角、徵、羽、變宮對應。律與歷乃聲與數，彼此水乳交融，互為表里。與眾不同的是，朱載堉拋棄了經典所載“歷者，天地之大紀，上帝所為”、  “樂本太一” 的律歷融通神秘主義傾向，繼承了律歷聲數之來，源自自然界中“氣”的傳統(tǒng)，從而賦予律歷融通思想以唯物的色彩。筆者認為朱載堉這一思想，可能來自《呂氏春秋》中，十二律由來的有關記載。
　　
   《呂氏春秋•音律》說：大圣至理之世，天地之氣，合而生風，日至則月中其風，以生十二律。仲冬日短至，則生黃鐘。季冬生大呂。孟春生太簇。仲春生夾鐘。季春生姑洗。孟夏生仲呂。仲夏日長至，則生蕤賓。季夏生林鐘。孟秋生夷則。仲秋生南呂。季秋生無射。孟冬生應鐘。天地之風氣正，則十二律定矣。
這就是說，十二律的制定，是以十二個月的“風”（天地之氣或天地之風氣）為依據的：仲冬之風定黃鐘，季冬之風定大呂，……孟冬之風定應鐘。亦即由一年十二個月的風確定十二律，于是十二律與十二月之間便形成了諧調的同構對應關系。
　　
    季節(jié)更迭，風有所變。以農耕為生的華夏先民，普遍知道“風”與“歷”(季節(jié)和月份)之間存在著內在聯系。一年四季十二個月，不同節(jié)候的風吹動絲竹管弦發(fā)出的聲響呈現出微妙的差別，具有音樂耳朵的瞽師和伶人，通過風吹絲竹管弦發(fā)出聲響的有規(guī)律變化，是可能把握“律”與“風”之間的內在聯系的。“總之，由風以知歷進而又知律，這一現象出現在自然環(huán)境、生活習俗和思維方式迥異于古希臘的中國，似乎并非不可理解”。
　　
    戰(zhàn)國后期至秦漢，律歷融通動態(tài)模式日臻完備和成熟。《淮南子•時則訓》、《淮南子•天文訓》和《史記•律書》將風分為八類，分別與四季、八方、十二月、十二律、十干、十二支、二十四節(jié)氣、二十八宿等對應，確定人事活動。在這里，八風作為媒介，將天地之象與律歷聯系在一起，從一個側面闡明了音律、歷數與自然界之間存在聯系。
　　
    然而，自然現象與人事活動的嵌合，又同時神化了律歷的功能。在術士們看來，“風是天帝意志的表現形式之一，它所引起的聲音一定蘊涵著某種神秘的信息。” 對于精華糟粕并存，科學與荒謬雜處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朱載堉能有所選擇，擷取它們具有自然主義思想特征的描述，就像下面唐《樂書要錄》闡述的那樣，把十二律與十二月對應起來，使音樂具有宇宙化的和諧美。其云：
　　
    夫道生氣，氣生形，形動氣繳（馮文慈先生認為，此處“繳”字，應為“激”字之誤）聲所由出也。然則形氣者，聲之源也。聲有高下，分而為調，高下萬殊，不越十二。假使天地之氣噫而為風，速則聲上，徐則聲下，調則聲中，雖復眾調煩多，其率不過十二。然聲不虛立，因器乃見，故制律呂以紀名焉。十二律者，天地之氣，十二月之聲也。
　　
    《樂書要錄》認為，律數與月數能做到對等不謬，這是天地之氣使然。基于這種認識，朱載堉遂以律歷和諧同構說，作為創(chuàng)建十二平均律的理論根據之一，先明確八度內律數只能是十二個，不能多也不能少。在首倡新說、全面體現其樂律思想的《律學新說》里，僅在卷一《立均第九》中，提出律數唯有十二以對應十二個月的主張就有多處：天之大數不過十二，故曰天之道也。
成于十二者，四季而成一歲，凡十有二月；晝夜而成一日，凡十有二時。天之大數止于十二，故律呂相生其數亦然也。古之圣人所以定律止于十二者，取諸自然之理而已。
　
    并且朱載堉認為十二平均律幾個基本計算步驟，與四季更迭的自然法則和一年中的時間布局，具有同一旨趣。他說：律家先求黃鐘，猶歷家先求冬至也。次求蕤賓，猶夏至也。又次求夾鐘，猶春分也。又次求南呂，猶秋分也。然后求大呂，除黃鐘外諸律呂之首也。其次求應鐘，諸律呂之終也，亦猶歷家所謂履端、舉正、歸余也。黃鐘履端于始，蕤賓舉正于中，應鐘歸余于終，故曰律歷一道。
　　
    朱氏認為十二平均律在計算過程中，涉及到的幾個重要律名黃鐘、蕤賓、夾鐘、南呂四律分別與二十四節(jié)氣中的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相對應；黃鐘、蕤賓和應種又分別對應著一年的開始、中間和末尾。朱載堉在創(chuàng)建十平均律時，也確實是先找到黃、蕤、夾、南這四律，然后才是其他各律。在此，“律歷一道”思想想必起到了一定的啟示作用。
　　
    此外，朱載堉還將律歷和諧同構思想，恰到好處地運用于解釋他的正、倍、半律之中。有人曾經問朱氏：既然律與歷融通，你的正倍半律之說卻不與歷同，那是為什么？他回答：歷者天道也，人事寓焉。律者人道也，天象具焉。……夫黃鐘正律人君之象也，倍律象君之父，……黃鐘半律者，人君之繼嗣也。……倍半之說關系甚重，律家不可不知，且如歷家周天半周，象策、朔策、望策、弦策之類，即是正倍半也，何謂不與歷同。
　　
    這里朱載堉的說法有一定道理，音有高、中、低之分，不能一概而論。黃鐘所以有正、倍、半律之別，一是為音樂表現力的需要，二是為方便精研十二平均律理論。朱氏把這種必然與人之其父其子對應，與歷之象策、朔策、望策、弦策對應。這并非完全出于附會，而是意在強調律分正、倍、半的重要性。
　　
    朱載堉在律與歷的關系上，堅持樸素的法自然的同構和諧思想，使音樂宇宙化的古代音樂美學思想發(fā)揚光大。他的律、歷和諧對應，分寸把握得體，其結果完全是可以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