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姓氏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姓氏的發展、變化與社會的演進嬗變有關,而且反映著民族、文化交流的歷史。通過研究中國歷史上姓氏的變遷,可以展現漢族、漢文化發展、壯大的畫面,探索各民族相互影響、融合的歷程。
姓氏是中國占代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姓氏代表著血緣、身份。姓氏起源紛繁復雜,其發展演變與中國歷史、社會的演進嬗變有密切關系。中國姓氏(主要指漢族姓氏)的不斷擴大、完善與人口增加、朝代更迭興衰有關,同時也反映著民族關系的變化,體現著民族融合的歷史。
中國自占就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各民族在長期交往中形成大雜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各民族之間在文化上相互影響、相互滲透。漢文化一直以其優越性對周邊少數民族產生強烈吸引力,使之不斷向漢族靠攏、內聚。漢族因而不斷汲取補充新鮮血液,融合許多占代民族,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逐步發展成為一個強大的民族共同體。[1]漢族文化以其在人口、政治地位、文化傳統等多方面的絕對優勢滲透到與之接觸的少數民族物質與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文化交流是雙向互動的。隨著民族間交流、融匯,姓氏這個具有民族文化特征的身份標志也隨之互相影響、融合。少數民族融合于漢族的一個體現就是姓氏的變化,即胡姓變漢姓漢名。民族融合、易姓改名的原因就在于少數民族被漢文明所征服,遂移風易俗,習漢文,說漢語,著漢服。中國民族史學家王桐齡說:“易姓改名為融合種族之必經之階段,凡進為漢族莫不由之。”[2]中國姓氏的重要來源之一就是少數民族所易漢姓。在中國歷史上,匈奴、烏桓、鮮卑、氐、突厥、契丹、黨項等民族都先后融合于漢族,為一些姓氏增添許多人口,同時這些民族的一些姓氏隨著民族融合而融合,成為漢族姓氏的一部分。中國姓氏的變化有以下三種形式:
首先,周邊少數民族在與漢族長期交往中,受漢文明影響、熏陶,逐步接受漢文化,主動改易姓名,以便與漢族交往聯誼,融入漢族文化主流之中。這種情況最常見于民族大融合時期。中國歷史上空前的民族大融合是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當時匈奴、鮮卑、烏桓、羌、氐、羯等民族紛紛內遷,與漢族雜居相處,這一歷史過程不可避免地伴隨民族間矛盾、沖突,但漢族以其先進的農耕經濟和封建文化禮儀吸納、融合許多古代民族。少數民族從語言、習俗、生活方式、婚喪嫁娶、姓氏名字與漢族趨向一致,最后完全融合于漢族。晉初外族冠漢姓之風大流行,前趙冠漢姓始于劉淵之父豹,后趙冠漢姓始于石勒自身,后秦冠漢姓始于姚萇之父戈仲。前秦、后涼四國皆漢姓。[2]少數民族受漢族姓氏結構單音化的影響,紛紛將具有本民族文化特征的三字姓、復姓甚至四字姓改為單姓或直接使用漢姓。有的民族無姓氏,受漢族影響,開始在名字前加“姓’。氐、羌、匈奴、羯原居住西北,先秦時期就與漢族有了接觸,交錯雜居,因此接受漢文化較早,姓氏名字與漢人同。建立后漢的劉淵,成國的李雄,從姓氏已無法辨別其族屬。鮮卑起源東北,經不斷遷徙進入中原,在完成封建化的同時也實現漢化。拓拔氏建立的北魏歷代君主崇拜漢文化,累朝提倡漢文化,不遺余力。自皇族、貴族起,首先同化于漢族。孝文帝改革,提倡漢姓,鮮卑人冠漢姓之風極端流行,孝文帝為自己主動改為元氏,上行下效,其他鮮卑姓氏紛紛改為漢姓。[3]賀魯氏改為周氏,邱穆陵氏改為穆氏,步六孤氏改為陸氏,賀懶、賀蘭氏改為賀姓,獨孤氏改為陸姓,勿忸氏易為于氏。民族融合帶來姓氏融合,姓氏融合是民族融合的標志。在民族大融合基礎上建立起的隋唐以更為開放的姿態接納、吸取外來文化,各民族之間交流更為頻繁。許多外族商人、酋長在長安自由居住,為了求同,便于婚姻社交,謀職經商,他們首先使姓氏漢化。如昭武九姓附唐,其國人到中原者姓氏遵國號,成為康、安、曹、石、米、何、史等姓,后代繼續使用。
宋遼金元是中國第二次民族文化大融合時期,遼金元為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建國伊始,政治文化、典章制度都效仿中原漢族。在姓氏上,他們改本民族的姓為漢姓,如耶律改為劉、王兩姓,述律改為蕭氏,古里改為吳姓,完顏改為王、完、顏三姓,烏占倫氏改為商、劉、烏、李姓。女真改漢姓方式大多采用諧音、取義。如“溫迪特”改姓溫,“兀顏”(豬之音)改姓朱,尼龐占(魚之音)為“魚”。元代雖以蒙古為政治重心,且極力提倡蒙化,阻止漢化,仍不能完全阻止個別蒙古人用漢姓名。
據《新元史》載:“蘭瑞芝即蒙古族,本姓凱烈氏,其祖阿思蘭從阿術伐宋有功,子孫以蘭為氏。”元代以色目人冠漢姓名者最多。女真、契丹、高麗人也不少。錢大昕《元史氏族表》載:“布魯海牙官廉訪使,子孫以廉為氏。”如廉希閔、廉孚等。《新元史》記載王恂本姓耶律,本遼人,祖父成避難遼西,因改姓王。趙良弼,女真人,本姓術要甲氏。元朝有空前統一的政治局面,人們的活動范圍空前擴大,有利地促進了民族間接觸和經濟文化交流。改易漢姓應該很盛行。明朝建立,留居中原的蒙古人、色目人多改漢姓,融合于漢族。福建的薩姓,有些是色目人薩目刺的后代。江西的揭姓,不少是蒙古族揭傒斯的后裔。明朝入附回回在古老漢文化的影響下,其姓氏也趨于漢化,其姓氏或源于賜姓,或自改漢姓。這些姓氏或為平常漢姓,或其名字中某字或某字諧音字為姓,納罕迭木兒,西域回回,英宗中統中入附,官錦衣衛指揮同卒,后卒,子倒刺火者襲職。孫沙班時改姓郁,名敬,以功晉都指揮使。四世孫郁錦,五世孫郁勝,世代襲職。(《錦衣衛選薄》)塔西沙,西域回回,太祖洪武三年(1370)入附云南左衛副千戶,占籍云南,以塔為姓,子塔玉,孫塔宣,四世孫塔堅,世代襲職。(《云南左衛選薄》)至清代,滿族入關,大量吸收漢文化,不自覺地改變原有習俗,表現在姓氏上,冠漢姓之風盛行。如輝和氏冠以何;富察氏冠以富或付;寧占塔氏冠以寧、劉。舒穆祿冠以徐、舒;佟佳氏冠以佟、董姓等。[4]
其次,統治階級為了加強和利于自己的統治,常常以“天子姓氏’賜予少數民族,以示恩寵,借以消弭戰端,和睦關系,安撫邊疆地區,或以尋常漢姓賜予內附少數民族,以夏變夷,實現民族同化的目的。李氏家族本為胡漢血統,種族觀念極為淡薄,所以賜國姓甚為盛行。突厥、契丹、沙陀、南昭、回鶻等族先后接受朝廷賜姓賜名恩寵。公元647年,契丹酋長可度者請內附,賜姓李,唐朝與郭子儀齊名的李光弼即窟哥后代,李思摩系突厥乙彌泥敦可汗,李思忠系回鶻王子,本名可設斯。李獻誠,黑水 酋長,沙陀族的朱邪赤心,因鎮壓農民起義有功被賜姓李名國昌,他的后代延續使用“李”姓,如后唐的李克用、李存勖。宋神宗時,藏族角廝羅之孫入朝賜姓名趙恩忠,于是甘‘肅境內藏族首領漸夷于庶姓。明嘉靖六年(1527),陜西丁賜姓白名勇。勇子名宏,宏子名 ,世代襲職錦衣使。(《錦衣衛選薄》)定誼德,西域回回,太祖洪武入附北京,賜姓馬,召信,為東四清真寺伊瑪目,信子建,任光祿寺署正。(張溶《敕賜清真寺主持馬公世德記》)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許多民族因其社會政治地位的改變而被迫隱姓埋名,以避免民族歧視和壓迫。建立遼、金、西夏、元的契丹、女真、黨項、蒙古人在本民族政權被顛覆后,為了在中原立足,紛紛改為漢姓。尤其是明初推行民族同化政策,嚴禁胡姓、胡語。現今河南的王、李、馬、宣姓蒙古就是元代遷移河南蒙古人的后裔。[5]河南南陽的左、完,即是金代夾谷氏、完顏女真人后代,金朝覆滅,為了躲避迫害,遂改為漢姓。[5現今居住云南的契丹后人為生存傳代,也為得到一定社會地位和平等權利的動機,發生更改原姓的事情,出現莽、蔣、郭、趙、何等姓。[6]明初,朱元璋大肆推行民族同化政策,給入附蒙古、色目、西域回回賜姓和名,如火你赤賜姓為霍莊(《明太祖實錄》卷一 五).丑驢為李賢(《明太祖實錄》卷-五二)。明成祖發諭賜各衛韃靼人姓名(《明太祖實錄》卷二三),脫脫投降被賜姓名楊必敬,只蘭為吳真誠。(《明太祖實錄》卷五)元代實行等級統治。為了躋身蒙古人行列,以便入朝仕政,許多漢人姓氏蒙古化。如石天麟就給子女取懷都、大什札卜等蒙占名。(《元史》卷一六三《石天麟傳》)賜姓賜名是一種國家政治行為,無論是漢族還是少數民族統治者通過該方式對歸屬的被統治民族予以安撫和激勵,雖帶有強迫性質,但可以調節民族關系,緩和漢族與少數民族的矛盾,維持邊疆安定,促進民族融合。外族姓氏漢化,漢族姓氏異化(如鮮卑化、蒙占化)微妙反映出民族關系的變化。因為朝代更替,外族所授國姓也隨之而變,如黨項由姓李變為趙姓。
最后,在中國姓氏中有許多原封不動的胡姓,如長孫、宇文、呼延、慕容、尉遲等。周邊少數民族與漢族接觸后,生產、生活習俗隨之發生漢化,但有的仍保留原姓,隨著民族的融合,姓氏也成為中華姓氏的一部分。如產生于蠻夷楚國的熊、申姓,秦晉滅亡的戎狄之國的所謂“夷狄大姓’的黨、傍等姓氏都成為華夏姓氏的一部分。如“隗”姓本為赤狄胡姓,“鮮于”為白狄姓氏,秦始皇時期的隗狀,漢代天水成紀人隗囂,魏之京兆人隗禧,皆出自戎狄。[7]如兩漢時期的鮮于文宗、鮮于璜,北齊的鮮于世榮,元代鮮丁樞等。[8]長孫氏是鮮卑拓拔氏的一支,[9]隋時的長孫晟,唐時杰出的政治家長孫無忌,雖然他們的姓氏沒有改變,但從文化、語言、服飾看,他們已經完全與漢人無差別,獨孤皇后、宇文化、尉遲恭、阿史那社爾、尉遲乙僧(唐朝畫家)、宇文融、鮮于仲通,都屬少數民族,他們在父輩漢化的基礎上進一步漢化,并且為漢文化的發展做出貢獻。他們已完全失去鮮卑或北方民族的特征,對其民族屬性與文化認同可能只保留在記憶和追念之中。如羅、樸、督、鄂、度、夕、龔七姓,曾經是古代西南地區少數民族的七個部落,后融合入漢族姓氏。[10]
中國歷史姓氏變化充分體現民族融合的歷史,也生動展現漢族與周邊各族之間的關系。遵循低勢文化向高勢文化靠攏,文化由低層向高層融進這樣一種規律,中國歷史各民族姓氏出現漢化的傾向。但任何文化的接觸、交融,總是伴隨碰撞、沖突。如金世宗對女真人爭相改漢姓深憂之,屢詔太子及宰相,勿忘女真舊風,又令女真人不得譯為漢姓。[2]清軍入關,滿族迅速接受、仿效漢文化,紛紛改姓易名。清高祖多次告誡:不得依附漢姓,故意牽混。(《大清會典事列》卷一一四九)對滿洲舊族,有命名如漢人,以鈕鉆祿氏為郎者,深鄙之,恐忘本也。[11]為了保持民族特色,又提倡漢學,許多少數民族姓名出現二元文化特征,或漢姓胡名,或胡姓漢名,如趙鎖骨奴、張察罕帖木等。姓氏變化向我們展示出中國歷史各民族與漢族你來我往、相互交融的畫面和歷史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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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太原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12月 第3卷第4期 》作者:周淑蕓(1978-),女,寧夏中衛人,寧夏大學人文學院在讀研究生,主要從事民族史學理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