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胡漢體制論與胡姓再行問題

    本文是將西魏、北周時期施行的胡姓再行政策，納于本人所一貫提倡的“胡漢體制論”的理論框架中加以研究而寫成的。所謂胡漢體制，是掌握自五胡入華至隋唐時代的歷史發展潮流所需的研究方法，它不是單純指狹義的政治體制或制度，而是廣義的包括政治體制及制度在內，乃至胡漢民族在同一地區及統治體制內共存，并形成一個文化體制，由沖突，反目至融合，最終走向共存之路的歷史過程，即包括以胡漢問題為中心發生的所有的社會現象。換言之，筆者認為構成這個歷史時期的最基本的部分是胡漢關系，漢族文化與胡族文化經過不斷融合，最終形成既非單純漢族的，也不是胡族的新文化，即經創造綜合了的第三種形態的文化。這是這一歷史時期產生的一種特殊的歷史現象。

    二 北方民族“先王之世”的“三十六國九十九姓”時代

    西魏、北周時代實施的胡姓再行，是胡族統治者改變北魏孝文帝改革時期通過所謂太和改姓（姓族分定）政策而實行的胡姓漢姓化（改革姓氏），令胡族恢復本來的胡姓，并通過給部分漢族賜姓來勸戒人們使用胡姓。關于胡姓再行有如下兩條史料：

    （大統十五年）五月，初詔諸代人太和中改姓者，并令復舊。（《北史》卷五《魏文帝紀》）

    （恭帝元年）魏氏之初，統國三十六，統國九十九，后多絕滅，至是，以諸將功高者為三十六國后，次功者為九十九姓后，所統軍人，亦改從其姓。（《周書》卷二《文帝紀》下）胡姓再行政策的內容正是向“三十六國九十九姓”姓氏體制回歸。本文對“三十六國九十九姓”時代究竟指的是哪個時代？它對當時的胡族產生了什么影響進行了研究。

    據史書記載，“三十三國九十九姓”時代乃《魏書》序紀中記載的成帝或安帝時期，那個時期是“蓋后漢時匈奴既衰，鮮卑始盛之際也”，鮮卑族“咸振北方，莫不率服”，即鮮卑拓跋族的鼎盛期。但筆者發現“三十六”或“九十九”這些數字并非單指這一時代的鮮卑拓跋部等特定種族的，而是指當時居住在關中的全體北方少數民族希望回歸的華麗的先王時代”。即“三十六”指漢代時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為一家”的“兩域三十六國”，“九十九”可解釋為“眾多”的意思。另外，考慮到主持復姓與賜姓的宇文泰在種族上難以將其視為鮮卑，因而當時生活在關中的北方民族并不適宜以鮮卑這個特定種族來代表。

   三  關中人的“親族化”與新“鄉里的創建”

    西魏、北周時代的胡勝再行是新鄉里創設的政策。北魏孝文帝施行的漢化政策使他們失去了“鄉里”，他們的語言和傳統的服裝及他們的榮光也隨之消失了。要尋找回已失去的這些，可視為他們建立新鄉里的目的。他們離開他們原來的“鄉里”漠北，移到了關中。筆者對庾信撰寫的段永的神道碑的內容進行分析。

    太祖文帝席卷關河，三分天下，潁川從我，并有鄉里之親，新豐故人，非無布衣之舊，更立九十九姓，還存三十三國，舊胄還姓爾綿。（《庾子山集注》卷十四，《周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同州刺史爾綿永神道砷》，中華B局1980年版，第856-857頁）

    筆者認為文中揭示了宇文泰為何發布了復姓與賜姓的政策。“潁川從我，并有鄉里之親”，這話告訴我們，當時隨宇文泰一同移到關中的武將正是“潁川從我（者）”，他們俱系與宇文泰有“鄉里之親”的同鄉集團。下面的“新豐故人，非無布衣之舊”，這句話給我們顯示了關中新鄉里創建的形態是怎樣的。傳給北方民族的“三十六國九十九姓”是漠北即（舊）豐時代的親族，他們試圖將關中也就是新豐恢復原形。但關中并非只居住著北方少數民族，宇文泰在統治關中后也仍需要當地漢族的支持，從而以“三十六國九十九姓”的姓氏體制被破壞，其子孫多數絕滅為理由，對漢族進行廣泛的賜姓，特別誘導有勢力有影響的漢族加入這樣的親族關系。

    在此需特別提及漢族與胡族的姓氏觀念。象趙翼所早已揭示的那樣，西魏以前在中國的正統王朝中，賜姓行為是罕見的。秦漢以后直至宇文泰時期之前，賜姓的情況除了婁敬、項伯、秦真等才有兩三次。中國民間有“行不更名，生不改姓”的俗語，說明人們對姓和名的尊崇觀念相當強。但游牧民族的姓氏觀念與漢族有相當大的差距，他們不僅極易得姓，同時又可隨意換姓。從北魏孝文帝改革命令將所有的胡姓換為漢姓這一情況也可證明之。更何況游牧民族的系譜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偽造，按實際需要或歷史狀況既可分開，又可合并。對這種情況，我們稱之為記憶喪失癥，這可以不將基本的社會結構進行根本變革，而使外部集團成員成為本集團成員的事成為可能。蒙古民族的姓氏體系非常秩序井然，單一氏族的主與從都人為地聚在同一姓氏下，即一個家族從自己主人的領域移到別的主人的領域的時候，將改姓新主人的姓。與此相類似的事例可在烏桓鮮卑中發現。其出發點是認為在攻擊或防御的戰爭行為中，具有集團的團結意識，需要比茫然的部族這個圍墻更牢固的，以親族關系為基礎的血族系譜的建立。這樣，一個游牧集團征服另一個集團后，為了實現政治上的統一，要使新的集團成員尊奉一個共同的祖先，滅掉他們本來的血統的情況是很平常的。因此，我們注意到游牧民族的姓氏觀念時，可知宇文泰是期待著什么樣的效用來實行胡姓再行政策的。轉而言之，游牧民族是對系譜的記憶喪失癥患者，但“喪失”又是另一個“創設”的前提。宇文泰不可能象在塞外那樣偽造系譜，而且也沒那個必要。他只要通過建立一個向“三十六國九十九姓”的姓氏體制回歸的名分來得到在塞外一樣的效用，特別是“所統軍人，亦改從其姓”的政策正是基于這種思考方式而制定的。

    然而，宇文泰不會不知道漢族與游牧族有不同的姓氏觀念，同時他也知道對漢族強加胡姓會起反作用，因此，從史料記載可知，賜姓的大部分是作為戰功等功勞的獎賞與上位官職的任命同時進行的，即賜姓時有“進位××”、“遷××”的將軍號等官職的上升，而且大部分情況下以“進爵××公”或“增邑（通前）××戶”的形式，進嗣與食邑的增封同時進行。所以不只有賜姓本身帶來的榮譽，同時也有實質上的褒賞，從而在當時，接受賜姓對本人或子孫有相當大的利益。賜姓是一種獎賞，所以不可以對任何人濫發，觀察一下北魏、北周時的被賜姓者，大部分都是受鄉里尊崇的所謂“鄉望”。如此誘導他們參加“三十六國九十九姓”體制，并使他們與北方民族一起作“親族”。“鄉望”很有可能是具有儒教知識的人，他們對祖上傳下來的關于姓氏的觀念比一般人理解得更透徹，所以對他們需要給予一定獎賞，以換取因賜姓而引起的系譜變化（偽造系譜）。對他們的掌握也就是對漢人鄉里的掌握。另外，獎賞和授予勛章一樣有限度，效力才會更大，如濫發獎賞，效用遞減的法則便會起作用，因而受到賜姓這種恩惠的人自然是有限的，這些人必然是在當時體制下占有重要位置的人。

    四  結  束  語
   
    宇文泰通過復姓與賜姓使胡族與漢族成為一體，使聚集在關中的胡漢兩族成為一個親族，并使他們以姬周為故土，令他們擁有作為“京兆人”的愛鄉心與利己心。這樣，使胡漢的矛盾與反目減弱，同時使國力強盛。事實上，象這樣的姓氏體制回歸，很容易被理解成是與北魏孝文帝的太和改姓政策正相反的政策。眾所周知，太和改姓否定了胡族的姓氏體制，即“三十六國九十九姓”體制，它以漢族姓氏體制統一了胡漢人民。然而，應該指出的是，西魏的胡姓再行并不否定漢族的姓氏體制，雖然恢復了胡族的姓，并且還采取了賜姓政策，但并未將胡族的姓強加于漢族，也就是承認了胡漢兩族固有的姓。這確立了隋唐以后胡漢兩族姓氏并存的中國姓氏體制的基礎�，F在中國有5660余個姓，其中單姓是3480余個，復姓是2030余個，其中復姓與三字姓的源流在胡族姓氏中去尋，也不無道理。因此，西魏、北周時代的姓氏政策，可以說是為胡漢體制的構筑，建立了一個里程碑。

    摘自《文史哲 》1993年第3期  作者：（韓國）樸漢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