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朱仙鎮西大街，我指著一棟房子對街上的陌生人大聲地問：“這是老房子嗎？”連續問了幾棟，回答都是否定的。一個開雜貨鋪的中年女人指著不遠處一棟塌了一壁山墻的房子說：“那個是老房子。”我沒有繼續追問，因為那棟房子雖然破敗不堪，看上去老態龍鐘，其實最多不過是解放前的遺物，遠不是我所想要找的老房子。

　　我對中國歷史四大名鎮之一的開封朱仙鎮仰慕已久，也耳聞西大街是當年朱仙鎮７２條街道中比較牛氣的商業街。可如今當我站在西大街上，所看到的只不過是一條質樸的民宅街，街上稀稀拉拉幾家鋪子，有賣煙酒糖果的，有修自行車的。從眼前所看到的場景，我簡直無法相信，歷史文獻中描述的那個繁華的朱仙鎮就曾經存在于這片土地上。

　　若干年前，一位領導人曾經在朱仙鎮頗有些黯然神傷地撂下一句話：中國四大歷史名鎮，唯獨朱仙鎮沒落了。此后，朱仙鎮政府懷著一腔熱情開始了復興計劃。

    一串解不開的疑問

　　第一次去朱仙鎮，接待記者的是鎮黨委的一位副書記。他領我看了鎮上幾個景點——岳飛廟、關帝廟、清真寺和啟封古城遺址。我試圖與他或其他鎮上官員討論關于朱仙鎮能否再度振興的問題，卻一直沒有找到合適的機會。他說，看看資料，什么都有了。

　　第二次去朱仙鎮時，我預先沒有和鎮政府聯系，而是以自由人的身份在“民間”閑逛。閑逛中，我依舊沒能消解心頭的疑惑：朱仙鎮業已逝去的繁華究竟是何種程度上的繁華？是否有點言過其實？

　　岳飛廟的導游金瑾說，關帝廟那石板路，是鎮里用散落的老石碑在很早以前鋪就的。她蹲下身子，擦去石板上的浮土，露出石板上的字跡，以證實自己的說法無誤。街頭一位曬太陽的老人告訴我：“我小時候，這鎮上的廟宇還一個挨一個，關帝廟的木牌坊也在。現在，這些都毀了。”聽著老人的感嘆，看著關帝廟前那對漂亮的石獅子，觸摸著賈魯河上老態龍鐘的大石橋石欄，我對朱仙鎮繁華往昔的懷疑又變得不那么確定了。

　　貫穿朱仙鎮南北的賈魯河，當地人稱之為東京運糧河。如今的賈魯河水極淺，水色如墨，似乎連揚起波紋的氣力都沒了。兩岸的仿古商街空空如也，寂靜得有些壓抑。

　　作為中原地區連接江淮流域的最大水陸交通碼頭，朱仙鎮是如何衰落的呢？單單一個黃河泛濫還弄不敗它、整不死它，那么是誰給了它最致命的一擊？是經濟中心從黃河流域向長江流域轉移的趨勢所致？還是近代鐵路、公路的興起與發展敗了朱仙鎮的地運？沒有太多的學者給朱仙鎮的衰落原因下一個最終的結論，不過大家較為普遍的看法是：賈魯河賴以載舟的水干涸了，朱仙鎮便隨之蕭條了。這是否是最直接、最根本、最實質的原因？我實在說不清楚，也不想對業已形成的觀點禮貌般地點頭稱是。

　　我心存著解不開的疑問，返回鄭州。我不知道該如何在“厚重河南”這個版上向讀者表述朱仙鎮的歷史和現在，也不知道表述它的意義是什么。是把歷史資料再作一次糅合，玩一次文字粘貼，還是試圖告訴人們，只要我們肯努力，就能夠在今天重新拷貝出一個明清時代的朱仙鎮？

　　有必要拷貝繁華的過去嗎？確實，今天有不少人在做這樣的努力，尤其是先前自認闊過也的確闊過的地方，譬如西安、開封、南京、杭州、揚州等。曾經闊過的朱仙鎮，也有這個愿望。

    一個淳樸的中原鄉鎮

　　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說，城市的建立是因為人類想要過上好日子、方便的日子。

　　人類的歷史，在某種程度上講就是不斷建造城市的歷史。全世界的鄉村人口正在不斷擁向城市，更多的城市正在無休止地向四周膨脹。巴黎最初的規模只限于一個叫斯德島的小島上，２０世紀６０年代巴黎人又在老城之外建立了拉·德芳斯新城。幾年前的浦東新區，在上海人眼里還是鄉下，如今已經成了新上海的標志。由此，我們可以理解朱仙鎮人振興古鎮的動機，就是想使朱仙鎮的“沙盤”建得更大一些，日子過得更好一些。

　　在２０世紀９０年代初期，朱仙鎮政府就有一個“沙盤”式的計劃。其實，朱仙鎮人的胃口并不是很大。他們的愿望也只是有限地修繕或恢復昔日的廟宇、街道。但他們卻不得不面對一系列的問題：有沒有必要為歷史盛名所累，死抱著復古主義的情結去實現振興之路？即便此路可行，所需的資金又從哪里來？即便是募到了資金，蓋起來的仿古樓宇人們認不認？

　　皖南徽州原本已經保留了許多明清兩代的牌坊和民居，卻傻乎乎地又投巨資建了一個“徽州文化藝術園”，拷貝了一個又一個的仿古牌坊，結果招來一頓臭罵，落了個名利雙虧。安徽人建“徽州文化藝術園”，其初衷是想讓游人無須路途顛簸，就把徽州一府六縣的景點一覽無余。雖然想法很好，但他們花錢費力建起來的偽“古董”，卻倒了大多數旅游者的胃口。

　　朱仙鎮是否在重復著與徽州同樣的錯誤？這只是一個問題的提出，不是結論。我們沒有能力為一件正在進行的事情過早下結論，但有些已經發生的事情，在催著我們思考。

　　其實，在我們之前，有一個學者已經思考過了。

　　１９９６年９月，這位只身來到河南，再次對中原鄉村社會進行調研，９月２３日當他第二次來到朱仙鎮時，留下了如下的文字：

　　上次來訪，時值麥收時節，全鎮街道，幾乎全成打麥場。此次重訪，恰臨秋收，大街小巷，曬滿玉米。百余年前華北平原上的繁華市鎮，如今只是一個大村落。

　　我沒有斷章取義的意思，這是實情。如今的朱仙鎮，的確長著一副很典型的中原鄉鎮的淳樸樣子。

    水運時代造就朱仙鎮輝煌

　　在我們審視朱仙鎮興衰之前，有必要對古代中國倚重水運的歷史和朱仙鎮的過去作一扼要交代。

　　從拍攝于清朝末年的老照片中我們發現，當時車輛的輪子大得有些夸張。那圓圓的轱轆一看就知是木質的。有著這種輪子的車輛，在當時那些顛簸的土路上前行，可想而知該是多么艱難。因為陸路運輸困難，所以在古代中國，水運的地位至關重要。如果有自然河道，人們肯定會把它利用起來。在沒有河水的地方，人工掘地也得整出一條能浮舟載船的河道。戰國時的鴻溝、隋代的大運河、明朝的賈魯河等，大都由人工開掘而成。當時挖掘運河，猶如現在的鋪鐵路或者修高速公路。

　　北宋的首都汴梁，就是一個河運的中心。元代時，黃河多次在開封決口，汴河等河流最終被泥沙淤塞。明弘治七年（公元１４９４年）開始開掘賈魯河，至明末，賈魯河完全開通。朱仙鎮的繁榮，即自賈魯河開通之日始。

　　朱仙鎮最興盛的時期是清康熙年間。當時，朱仙鎮的鎮區呈不規則的圓形，縱橫三里許，周長十里余，有四個大門。河水自北南下，穿鎮而過。在鎮外的賈魯河上，設置有一個閘門，可啟能閉。舟船從朱仙鎮南下，經淮河可遠達揚州。

　　朱仙鎮人一說起過去就不禁眉飛色舞：“那時俺這鎮上人口２０多萬不說，光各地的客商就有好幾萬，街道、廟宇多得數不過來。”

　　當時的朱仙鎮究竟有多繁華、多闊氣？在這方面只有史料文字的簡單記述和口口相傳的人云亦云，沒有任何可資“養眼”的場景資料。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

　　不過，與同列四大名鎮的漢口作一下對照，多少可以彌補這一遺憾。２０世紀２０年代的漢口，還是一派粉墻黛瓦、千帆林立的南方水城神韻，那是一幀泛黃的老照片給人的直觀感覺。在四大名鎮中，朱仙鎮和漢口都是因水運而盛極一時的，故而可作一比。

　　當年的朱仙鎮確實不愧為一方商業重鎮。據史料記載，鎮中往來客居的商人，有山西、陜西、甘肅、安徽、福建諸省的，其中以晉商實力最雄厚。晉商在朱仙鎮上設票號、建關帝廟，壟斷了金融行業。陜甘幫多經營山貨皮毛，徽商幫專營典當、茶業，福建人一般販米賣糖，本省人則開酒肆和手工業作坊。本鎮西雙泰的竹竿青酒、玉堂號的豆腐干以及年畫，也是遠近馳名的品牌。

　　朱仙鎮不僅是商業重鎮，也是歷史名鎮。信陵君門客朱亥，就是《信陵君竊符救趙》中用鐵椎擊殺晉鄙的那位大俠，老家就在這里；岳飛北伐，卻被朝廷十二道金牌召回，也是在這里；李自成曾經在這里與明軍主力激戰；太平軍、捻軍攻打開封時，都是屯兵朱仙鎮。

    賈魯河淤塞之后

　　朱仙鎮走向衰落，是黃河多次施暴的結果。

　　據《開封縣志》載，從公元１１９４年到公元１９４４年的７５０年間，黃河在開封縣境內決溢多達３７１次，平均兩年泛濫一次。每次黃河泛濫，都會出現城鎮被毀、村落消失、耕地被淹和民眾流離失所的慘劇。

　　黃河泛濫造成泥沙淤積，賈魯河的河床逐年抬高。朱仙鎮完全不通舟楫，是在光緒二十六年（公元１９００年），其水運地位隨即被周家口代替，這是歷史學者認定的朱仙鎮衰敗的第一個階段。４年之后，京漢鐵路通車（１９０４年）。１９１２年，津浦鐵路開通。于是，中國整個南北交通路線面目全非，一個倚重水運的時代徹底宣告結束。

　　據朱仙鎮略通文墨的老人講，清朝道光年間，大水淹了朱仙鎮的東鎮。當時水深丈余，水退后積沙數尺。此后，店鋪大多西移，西鎮成了維系朱仙鎮繁榮的最后屏障。

　　河南省文化廳的老開封人錢大梁說：“唐代以后，長安、洛陽急劇衰落，而汴梁卻因為有了汴河的存在，五代之后一步步繁盛起來。明清之后，汴河、賈魯河水運功能消失，開封區域作為河南經濟、政治中心的地位隨之逐漸減弱，最終拱手讓給新興城市鄭州。”

　　一些學者甚至從風水學的角度把這種轉移解釋為是“地運”變化所致。其實，漢口“命中注定”也要面對洪水的肆意蹂躪。史載，從公元７７０年到公元１８２１年，也就是１０００多年的時間里，漢口地區就發生過５０多次比較大的洪水。１９３１年的大水險些毀了現在的武漢三鎮，慌得司令官夏斗寅在龍王廟設案燒香，面對長江三跪九叩。蔣介石也急匆匆趕到武漢視察水情，發表《告被災同胞書》。單單是水災也就罷了，火災、戰爭也是漢口的常客。

　　作家池莉說，老武漢是潑皮的，它熬過來了。武漢如果沒有了漢口，也難以構成燈紅酒綠的商業文明。漢水、長江沒有淤塞，依舊可以行舟。況且，鐵路時代又恰在漢口挽了一個結，漢口的“地運”便沒有敗。漢口沒有衰落的理由。不到百年的光景，漢口就全然改了昔日小巧的南國俊模樣，抖摟出一身大都市的習俗與豪氣。

　　而咱們的朱仙鎮呢，它沒有辦法留下過去的，也沒來得及創造出新的，就被人類不斷追尋好日子的意志拋棄了。

    復興計劃開始于八年前

　　中國古代四大名鎮包括河南的朱仙鎮、江西的景德鎮、湖北的漢口鎮和廣東的佛山鎮。如今這四大名鎮中，唯獨朱仙鎮依然是一個名副其實的鎮。

　　１９９５年初，朱仙鎮開始實施雄心勃勃的復興計劃。這個昔日的明星鎮決心突出重圍，擊碎經濟、文化等方面的重重困境，在新時代再現輝煌。在“大干，干大，干快，干好”的口號下，朱仙鎮制定出了一個“超常規、大跨度”的發展戰略，計劃在兩三年內徹底改變落后面貌。這一動機良好的計劃，在后來被人稱為“不自量力的冒進”。

　　一位學者記錄了朱仙鎮的那次努力：

　　１９９５年，鎮上同時啟動多項城鎮建設工程，一是投資近百萬元蓋現代化的鎮辦公大樓，二是拓寬鎮內的四條大街，三是在鎮中建“開發區”，四是硬化村、鎮之間的道路等。同時興建那么多的工程，錢從何處來？向銀行貸款，但是縣各銀行已無多少錢可貸。余下的只有兩途：一是要各基建工程隊帶資承包，許諾工程完成驗收后付款；二是向全鎮人攤派。

　　據一些資料顯示，當年的“攤派”頗有些大慶人“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的勁頭。譬如，拆遷一間沿街民居，補償１５０元至２００元；鎮轄１４個村，每村集資１６萬元，在鎮中建一座樓。１９９５年，朱仙鎮人均負擔開發費將近６００元，而該鎮１９９５年人均收入不過１２００元。

　　這次復興計劃帶來了一些負面影響，但并沒有終結朱仙鎮振興經濟的決心。后來的鎮領導繼續推行復興計劃，只是策略上有所調整，方式上要溫和得多。

　　鎮政府一直想把朱仙鎮開發成為一個影視城，一個旅游城。

　　朱仙鎮距離開封２２．５公里，全鎮人口３．８萬，其中鎮區人口１．８萬，２００１年財政收入４６６萬元，農民人均純收入２３９８元。如此規模的一個小鎮，究竟能撐起幾條商街、多少店鋪？畢竟朱仙鎮不是上海，隨便把石庫門改造成“新天地”，就能把人氣財氣“哄”起來。對于朱仙鎮政府來說，發展旅游產業也許還算是諸多條道路中一個比較現實的選擇。開封人多年來不也在一直致力于以旅游為“突破口”拉動城市經濟嗎？盡管與預期的目標還有距離，盡管有人對旅游興城頗有微詞，但誰又能夠指出一個正確的方向？

　　開封人、朱仙鎮人自有他們的苦澀。在看不清結果的猶豫中，他們不得不繼往開來，一根筋地執著。

    厚重的歷史文化與薄弱的經濟基礎

　　２００２年，朱仙鎮建設規劃又有了新的設想：一、拓寬改造仿穆斯林一條街。該街全長２３４７米，寬２５米，總投資額１９０萬元。另外要修建清真寺廣場。這一工程需拆遷６２戶，總投資９０萬元。二、維修清真寺與建民俗館，需７１萬元。三、建設木版年畫民俗村和木版年畫一條街，總投資１１０萬元。此外，還有運糧河的清淤、一河兩岸商業街以及鎮內幾條街區門面房的仿古改造等工程。一共下來，預算資金需１７６５萬元。關于資金問題，鎮里有簡要的文字表述：“依我鎮目前的財力和群眾的承受能力，只能拿出３００萬元，仍有１４６５萬元的差距，懇請市委、市政府酌情解決。”

　　閱讀了大量關于朱仙鎮的“內部材料”后，作為局外人，我有一種揮之不去的擔憂。朱仙鎮是一個沒有工業的鎮，這與擁有以瓷器或陶器為主體的雄厚工業基礎的景德鎮、佛山不同。朱仙鎮的財政收入主要靠“吃土地”，一年也不過四五百萬元的進賬。鎮里干部、教師幾百號人，發了薪水之后，財政收入已所剩無幾。從這一點上說，我們能夠理解朱仙鎮人想借“歷史文化遺存”迅速致富的初衷。像上海的周莊、安徽的西遞和宏村，都是單靠旅游業就迅速致富的。

　　就歷史淵源而言，朱仙鎮遠比周莊、西遞、宏村悠久厚重。僅歷史遺跡和文物，朱仙鎮便有“內八景外八景”之說。作為外八景之一的啟封城遺址，少說也有２６００年的建城史。還有鎮內的岳飛廟、關帝廟、清真寺，哪一個不是飛檐挑角、雕梁畫棟？單說岳飛廟吧，朱仙鎮的岳飛廟是中國三大岳飛廟之一。從文化藝術方面來說，朱仙鎮木版年畫被公認是中國木版年畫的鼻祖。

　　然而，厚重的歷史和文化并沒有給朱仙鎮帶來可觀的真金白銀。

    復興：變味的口號？

　　朱仙鎮的歷史和文化是輝煌厚重的。不過，有一個細節被朱仙鎮人忽略了。

　　磚木結構的房子，耐久不得。我國古代樓閣廟宇里石碑上，碑文總免不了一番嘮叨：某某始建于某某朝，某某重修于某某年間。這似乎已經成了套話。在很多時候，我們看到的磚瓦木石已非出自古人之手，而是某仿古建筑公司所為。

　　啟封城遺址不管多么具有考古價值，也僅僅是學者留連忘返的地方。在一般人眼里，它也就只是一個高高隆起的土堆兒。到１９８６年，地表之上的岳飛廟僅存一座搖搖欲墜、四壁漏風的大殿。１９９１年朱仙鎮人用無限的虔誠和有限的資金恢復其歷史原貌時，注定要留下工藝不精的抱憾。

　　從這一點來看，朱仙鎮的八大景就沒法與徽州的宏村、西遞那些原汁原味的明清老房子“過招”。

　　朱仙鎮人自己也意識到了一些問題。一份關于朱仙鎮旅游業發展的報告中稱：“（從開封）開車４０分鐘到鎮，個把小時在朱仙鎮游覽完畢，給人以不值得看的感覺，游客在朱仙鎮只留下門票錢，未給朱仙鎮帶來其他效益。”原開封市旅游局局長高力正曾說：“我可以將團隊介紹給你們朱仙鎮，但旅游車輛停哪兒？客人如果要上廁所，我再用車將客人拉回開封嗎？”之所以有這一番“牢騷”，當然是因為朱仙鎮景點尚無一處合格的停車場和水沖式廁所。

　　一位學者在提到朱仙鎮發展旅游業的問題時，也有不同看法：“經濟落后地區的地方官員，總想找到一個‘突破口’以便奇跡般地趕超發達地區，這種心情可以理解；說‘旅游業是一種無煙且高效產業’，抽象地拿來也沒有錯，但要發展旅游業，一要憑特殊的自然景觀，二要憑特殊的人文景觀。復制的‘人文景觀’能否引起游人的興趣，這本身就是個值得考慮的大問題。”

　　事實上，自１９９１年１１月１５日岳飛廟對外開放以來，朱仙鎮接待游客雖已達８０萬人次，可是近幾年游客的人數又有緩慢下降的苗頭。不過，朱仙鎮人對投資旅游業依然抱有希望。他們認為，只要再追加投入，完善已有的景點，再開發一些新景點，到２００４年門票收入可達４８７．８萬元，其他收入２４．３９萬元。對于一個鄉鎮來說，幾百萬的旅游收入也許已經是一個讓人滿意的數目了。不過如果與其他三個歷史名鎮相比，這個數字就說不出口了。

　　開篇時，我即想撂出一句也許是很不負責任的話：朱仙鎮沒有充足理由再現歷史的繁榮。這種結論，不是囿于經濟、人口的簡單類比。即便有一天，朱仙鎮的客商、店鋪、街道、廟宇超過了六百年前的一倍兩倍，甚至更多，是不是就能夠自豪地宣告，我們恢復了明清時代的朱仙鎮？朱仙鎮在中國歷史進程中曾經的角色和地位，是一個富得流油的現代朱仙鎮就能替代的嗎？

　　一旦脫離當時的歷史背景，來簡單地與古地、古時、古勢、古人攀比，所謂的復興就會成為一句多少有點變味的口號。

　　倘若朱仙鎮整個明清時代的老房子，甚至整個寨墻寨門都僥幸存留了下來，也大抵如山西平遙古城、皖南和江浙一帶的古村落一般。那么朱仙鎮人大概也可以一邊住在祖輩留下來的豪宅里享著清福，一邊收著游客們送來的大把鈔票。只可惜朱仙鎮所存古跡無幾，他們要么只把歷史當歷史送進“教科書”里，要么利用歷史做經濟的盤算。

　　朱仙鎮人心里想的實際就是后者。開封實際上也是遵循著這一美好思路在試圖打造一個以歷史人文景觀為由頭的旅游城市。他們所做的就是盡可能多蓋一些已經灰飛煙滅的老房子、老街道。一位學者說過，幾乎所有歷史文化名城都有一個靠旅游致富的意愿。

　　河南省體改委《改革與理論》總編輯李萌認為：“歷史名城也要因地制宜、實事求是，不可過分戀舊或為盛名所累。旅游發展經濟，也是有前提的，光有歷史的厚重，沒有相對集中或保存完好的地表之上的文物，是構成不了旅游熱點的。”

    難解的方程！

　　城市規劃學者亢亮說過：“居民聚落、城鎮建制，都存在一定的必然性。或因物產資源，或因交通要塞，或因戰略區位，而逐漸形成城鎮。”清代史學家趙翼說：地氣之盛衰，久則必變。

　　３５００年前，在熊耳河與金水河之間的高地之上，中國最古老的商城仰賴河水之利而興起，盛極一時。但此后３０００多年，這里再沒有“顯擺”過。２０世紀５０年代，河南省會由開封遷至鄭州，一個灰頭灰腦的鄉鎮般的鄭州，這才有點都市的味道了。這一盛衰消長，地氣之變化，僅僅是向西移動了７０多公里。

　　其實，縱使賈魯河現在依舊水流不息，舟楫無堵，也已大勢去矣。鄭州迄今沒一條像樣的河流，也擋不住全省的人精往鄭州跑，因為這個城市多的是機會。

　　明末清初，河南人口３００萬左右，朱仙鎮就有２０余萬人。當時全世界超過５０萬人口的城市也只有區區十個，用現在的口吻講，當年朱仙鎮有很多就業、發展的機會，自然就會勾得人去，客商、小販、撐船工，連青紅幫、妓女也跟著來了。像秦淮河的胭脂氣一樣，朱仙鎮也有一條商業繁榮派生出來的春樓街。在古代社會，這是一個城鎮大到一定規模之后必然產生的陰陽兩面中的一面。全河南十五分之一的人口聚集在那里，當年的朱仙鎮沒有理由不“牛氣”。

　　歷經數十年規劃論證后，世人矚目的中國南水北調工程近期即將動工興建。根據規劃，其東線工程將利用古老的京杭大運河作為長江水北送的主要渠道。東線第一期工程靜態投資３２０億元，工期５年，主要通過京杭大運河向山東和江蘇兩省供水。這是一個“古為今用”的不錯的范例。假如這３２０億元不是用于調水，而是投資再現隋煬帝開鑿的京杭大運河的“原貌”，恐怕就難以預料會是怎樣的結局。好笑的成分大概會多于贊賞。

　　朱仙鎮人面臨的，其實也是一個如何“古為今用”的問題。當然，要做好“古為今用”這道歷史方程，確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是一道難有答案的問題。

　　今天的朱仙鎮人完全可以把心態放得平和一些，不為歷史的盛名所累所困，是村就按照村的經濟規律來，是鎮就照鎮的模式走。開封、洛陽也好，安陽、南陽也罷，都不能過于簡單地把歷史當聚寶盆，也不可誤將厚重當包袱扛著上路。 （完）（原標題：叩訪朱仙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