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恥躬之不逮也”（《里仁》），因擔心自己的行為跟不上言語，干脆不說，或“慎于言”。孔子還將“木訥”、“ｒèｎ＠⑦”視作“仁”之德性的主導方面，“仁者，其言也ｒèｎ＠⑦”（《顏淵》），“剛毅木訥近仁”（《子路》）。因之，孔子非常反對“巧言”，“巧言亂德”（《衛(wèi)靈公》），“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公冶長》）這種思想對后世影響很大。張儀一類的“辯士”歷來被視為奸狡之徒，“巧舌如簧”則被視作狡詐的別名，因為“巧言利辭，行奸軌以ｘìｎｇ＠⑧偷世者”（《韓非子·詭使》）。這自然涉及對俳優(yōu)——丑角靈牙利齒的評判。《唐書》上便有所謂“俳兒戲子，言辭無度，非所以導仁義示雍和也。”［①⑤］這和《論語·學而》所言“巧言”令色，鮮矣仁”如出一轍。但有智慧才會“巧言”（花言巧語），有智慧才會“令色”（偽善的面貌，善其色）。由于“巧言”“鮮矣仁”（也即道家所說“有大偽”），因而倡導“慎言”，這實際上是儒家以“慎言”抵“巧言”之虞。其實，“智慧出”并非就“有大偽”；“巧言令色”也并非就“鮮矣仁”。俳優(yōu)——丑角“廓人主之褊心，譏當時之弊政”，“必先順其所好”（《南唐書·談諧傳》），也即為要讓被諫者易接受諫言，不使其難堪，又要保護自己免遭“虎禍”（伴君如伴虎），進退有余，非得“巧言令色”不可。俳優(yōu)的智慧正出于“巧言令色”，這決非“大偽”，決非“鮮仁”，而實是“大真”，“大仁”矣！
　　
    與“巧言”密切相關(guān)的是“活口”。何為“活口”？徐珂《清稗類鈔》云：“趣劇以丑為主，以‘活口’為貴——見景生情，隨機應變，謂之‘活口’”。可見，“活口”與“巧言”有共同的特點，都以“巧”、“活”、“敏”為前提。但“活口”又并不僅僅是便捷譏謔，諷諫規(guī)誡，它更主要是丑角在臨場根據(jù)特定的時局，特定的劇場氛圍，觀眾的情緒和同場作科優(yōu)人的發(fā)揮，丑角靈活機巧地臨時抓哏和噱頭，調(diào)劑劇場氣氛，拉近與觀眾的距離，在歡笑聲中使觀眾更加增強對演劇的參與意識和親和力。因此，這種“活口”需要創(chuàng)造者具有相當高的藝術(shù)修養(yǎng)和舞臺實踐經(jīng)驗，能使所創(chuàng)造的“活口”雅而不俗，俗中帶雅，保持著與全劇和諧一致的審美趣味。也正因為此，“活口”是相當趨向于自由審美境界的，它往往能創(chuàng)造出不可重復的、具有很高審美價值的藝術(shù)“化境”。
　　
    在舊時代，“活口”所具有的“巧言”的戰(zhàn)斗性是不言而喻的。據(jù)近人楊嘯谷《竹扉閑話》記載，甲午中日海戰(zhàn)北洋水師慘敗，舉國震驚。慈禧太后不得已下旨褫奪了李鴻章的黃馬褂，以塞責天下。恰是時京城文昌館上演《白蛇傳》“水斗”一場，名丑楊鳴玉飾水族龜丞相傳令：“娘娘法旨：蝦將魚兵，往攻金山寺！”水族中剛好有鱉大將身著黃褂，楊鳴玉臨機諷刺，令其奮勇當先，喝道：“如有退縮，定將黃馬褂褫奪不貸！”于是堂座觀眾皆大聲叫彩。不久，楊鳴玉病歿，有一副對聯(lián)很快傳遍京城，“楊三已死無蘇丑，李二先生是漢奸！”像楊鳴玉這樣在表演中靈機“活口”“巧言”，魯迅先生是非常稱贊的，他在《答〈戲〉周刊編者信》中專門提到果戈里的《巡按使》（即《欽差大臣》）讓演員直接對看客道“你們笑自己！”他認為“劇本最好是不要專化，卻使大家可以活用。”因為在他看來，“普遍，永久，完全，這三件寶貝，自然是了不得的，不過也是作家的棺材釘，會將他釘死。”［①⑥］魯迅先生的意見是很令人深思的。雖然建國后“幕表制”被“劇本制”所取代，克服了前者的隨意性、不規(guī)范性，但嚴格的劇本制也限制了演員臨場的即興創(chuàng)造發(fā)揮，因而很難從嚴格的意義上說戲曲表演藝術(shù)的每一場表演都能達到具有獨特創(chuàng)造性的不可重復的最高審美境界。尤其是對于以“活口”為重要美學特征的丑角來說，劇本的嚴格限制真像棺材釘一樣，會將丑角臨場創(chuàng)造性的靈感釘死（而這靈感淋漓盡致、出神入化的即興發(fā)揮正是建國前丑角——俳優(yōu)所具有的相當突出的美學特征）。這是否僅僅是筆者的一種多慮呢？
　　　　　　
    四　近俗、忌俗
　　
    李漁在《閑情偶記·詞曲部》中云：“科諢之妙，在于近俗，而所忌者又在于太俗。不俗則類腐儒之談，太俗即非文人之筆。”戲曲丑角作為科諢的主要負載者，其科諢既要“近俗”，又要“忌俗惡”，這是相當高的審美要求。要求戲曲丑角的科諢“近俗”，這是要求丑角的科諢要與戲曲的總體風格特征“近俗”，也即它的平民性，人民性相一致。李漁說“填詞之設，專為登場”。“登場”之目的就是為了使觀眾接受你的“填詞”。如果你“出其錦心，揚為繡口”，觀眾自然是會如墜云里霧中，也就達不到“被管弦”、“觀聽咸宜”的目的。這也就是王驥德所特別注重的“本色當行說”，即：以平民性觀眾接受為本，從戲曲的世俗性特點出發(fā)，考慮如何使觀眾“諧里耳”，“令聽者色飛，觸者腸靡”，“摹歡則令人神蕩，寫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