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霽翔：增加北京歷史文化保護區范圍

    長期以來，北京歷史城區既要保護歷史文化資源，又要實現多功能的現代城市建設，造成格外復雜的矛盾，也引發了各類全局性問題。經過多年的發展，目前北京歷史城區范圍內的傳統遺存已不足總面積的1/3，建筑形式和街道形態在時代、風格、尺度等方面存在很大差異。同時，以南鑼鼓巷歷史文化街區為代表的一些街區，也因為過多商業開發破壞了應有的原汁原味。

    在北京市正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之際，北京老城區何去何從？全國政協委員、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認為，必須調整北京歷史城區保護的戰略方向，扭轉單中心城市結構失衡的發展局面，遏制“攤大餅”式城市擴張，進一步明確首都功能內涵，提出整體保護的要求。

    單霽翔建議，進一步梳理歷史城區可以進行整體保護的空間范圍，突出其文化遺產價值，重點保護故宮、天壇等城市文化景觀，保護以中軸線為代表的城市軸線體系，修補內外城和皇城城郭及傳統水系格局，凸顯歷史城區面貌的完整性，并增加北京歷史文化保護區的保護范圍，將北京62.5平方公里歷史城區內尚存整體保護價值的歷史街區，全部公布為歷史文化保護區。

    樊錦詩：加大文物保護的科學研究投入力度

    對于科技助力敦煌莫高窟文物保護，全國政協委員、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樊錦詩深有體會。今年全國兩會，樊錦詩思考的是如何加大文化遺產的科技保護力度。

    樊錦詩表示，莫高窟在1979年的年游客量是1.2萬人，到2015年游客量已達到110萬人。而對洞窟的檢測發現，當游客增多時，洞窟的微環境就會發生變化，對文物造成不好的影響。于是，經過多年研究實驗，莫高窟洞窟里安裝了傳感器，當溫度、濕度超標時，洞窟就會暫停開放。2014年，莫高窟數字展示中心正式運行，莫高窟開始實行網上預約的參觀方式，這讓莫高窟單日游客承載量從原來的3000人次提升至6000人次。

    因此，樊錦詩建議，國家應加大對文物保護的科學研究投入力度，國內的高校應該聯合開展科研，研究如何運用科技更好地保護文物。要建立文物的風險監控體系，通過數據分析，為科學研究和文物保護提供依據。

    王瑞霞：設立文物警察打擊盜墓行為

    在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山東青州市博物館副館長王瑞霞提出設立文物警察的建議。

    王瑞霞表示，一直以來，盡管國家在打擊盜墓方面下了不少力氣，但盜墓的行為卻常常發生。她以親身經歷舉例，在今年春節前幾天，青州市某文物保護區就發現了一起盜墓行為。盜墓者在離古墓幾百米的地方修建了一處平房做掩護，偷挖地下通道。文保人員發現時通道已經快挖到墓地。“現在盜墓組織越來越嚴密，裝備越來越精良。有一次執法人員在蹲守過程中和盜墓者正面交鋒。對方用鋼珠槍向我們執法車開了一槍，前風擋玻璃上被打出一個小孔，猖獗到了讓人無法忍受的地步。”王瑞霞說。

    王瑞霞表示，當前，我國文物執法主要是由文物行政部門的執法機構行使相關權利。然而，文物行政部門的執法隊伍在編制上多屬事業編制，人員少、裝備差、沒有偵破案件的能力，很難與勢頭迅猛的文物犯罪相抗衡。

    她建議，建立一支文物警察隊伍。這種做法國外早有先例，如在埃及、意大利，早有文物警察或文物憲兵隊伍，在預防、打擊文物犯罪方面效果明顯。

    王巍：給文物上交者更多獎勵

    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王巍在兩會上提到了近年大熱的話題“文物上交國家”，他表示，文物上交者應給予更多獎勵。

    王巍和大家分享了一個頗有爭議的案例：陜西一位農民上交了一件非常重要的文物，文物市場價值數百萬，當地獎勵了這位農民一萬元。文物市場價值和獎勵之間的懸殊差距，引起民眾的諸多質疑。王巍認為，發現文物并且上交國家的人，在給予精神獎勵的同時，應加大物質獎勵的力度，以形成正面的示范效應，鼓勵更多的發現文物者將文物上交國家，避免珍貴文物的流失。

    王巍建議，國家從每年的文物保護經費中抽出一部分設立國家文物保護專項資金，用于獎勵對文物保護領域作出突出貢獻的單位和個人，這除了包括發現文物上交國家的人之外，還包括為保護文物作出突出貢獻的文物工作者、為破獲盜掘古墓的案件或文物倒賣案件而作出貢獻的公安干警和海關工作人員等。

    朱和平：把革命遺址保護納入當地發展規劃

    全國政協委員、朱德元帥之孫朱和平身為紅色后代，心系大別山革命老區的發展。朱和平認為，當務之急是要保護好革命遺址，把紅色旅游納入到當地社會經濟發展的整體規劃中。

    朱和平認為，除了要保護好革命遺址外，還要做好革命文物的收集整理工作。他表示，革命老區紀念館最突出的問題是大多沒有鎮館之寶，缺少有價值、能代表那個歷史時期的文物。而現在革命文物收集的主要渠道是捐贈，要給予捐贈者一定的經濟補償。

    朱和平還建議為征集革命文物設立專項基金。他表示，很多革命時期的文物流散到了市場上，比如一些珍貴的手稿、書信，其中不乏黨和國家領導人留下的珍貴歷史資料，如果沒有專項基金很難收集回來。

    （李佳霖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