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萬不齊而同萬不同”便很難是根基堅實之言了。與上述論點相一致，蕭天石提出“圣而不求異于凡，則圣凡一矣”，但如果“圣”與“凡”完全“一”了，那么“圣”的存在還有什么意義?蕭天石還提出“法道之要，在挫銳解紛，和光同塵；齊不齊而一不一，均不均而然不然；民胞物與，等而同之，美惡善否，一而渾之，斯為道妙。……能和光，則不輕耀其明，而自養晦若黯矣。能同塵，則不輕炫其智，而自混俗若愚矣”(18)。蕭先生的這一論斷似乎忽略了與“齊物”密切關聯的“和光同塵”的“批判”而非“建構”的性質，也與老子對“上士”等“精英”超常的識見能力、極高的精神境界和非凡的超越特質始終一貫的高度認同不相吻合。蔣錫昌認為“‘孰能濁以靜之而徐清’，謂圣人外雖混同波塵，而內則胸次悠然，徐徐自清，與眾不同；四章王注所謂‘和光而不污其體，同塵而不渝其真’也”(19)。即“和光同塵”并不僅僅指將萬物一律齊平，在以“批判”為主旨的齊平萬物的同時，還“建構”性地凸顯了少數“精英”非同尋常的“體”和“真”，凸顯了“精英”極高的精神境界。

　　如果老子對“眾生萬物”完全一視同仁了，那么老子必然會邏輯地完全認同一切人，但事實卻并非如此。老子指出：“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也，以其無以易之也。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天下莫弗知也，而莫能行也。”(《老子·第七十八章》)“天下”是一個全稱代詞，這說明全天下之人中“莫能行”者絕非少數，進而說明老子對以普通民眾為主體的蕓蕓眾生的現實表現并未普遍予以正面的評價。“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能及之矣”(《老子·第四十三章》)，說明蕓蕓眾生的價值追求和實際作為與老子的主張完全相合者甚少，因此能“及”“不言之教”、“無為之益”的人為數不多。“人之迷也，其日固久矣”(《老子·第五十八章》)，說明蕓蕓眾生“迷惑失道”(20)的日子已經非常久遠了，使其重新返歸“正道”是非常困難的。“吾言甚易知也，甚易行也；而人莫之能知也，而莫之能行也。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也，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圣人被褐而懷玉”(《老子·第七十章》)，說明能夠全面深入地“知”和踏踏實實地“行”老子之“言”者幾乎沒有，另外本章中的“吾”基本上是指老子本人，這段話既表現了老子不被眾人所理解的孤獨和悲涼，同時也展現了老子對自己的境界、識見等遠高于常人的肯定及與這種肯定相伴隨的孤傲，這種肯定和孤傲應該就是老子“精英意識”的體現。

　　與對在上者和普通民眾的不認同相一致，老子基本上認同了最能體現其“自然→無為→自為”原則(21)的“精英”。“大丈夫”(《老子·第三十八章》)、“君子”(《老子·第二十六章》、《老子·第三十一章》)及“善行者”、“善言者”、“善數者”、“善閉者”、“善結者”(《老子·第二十七章》)等等大體上就是這樣的“精英”；“知其雄，守其雌”、“知其榮，守其辱”和“知其白，守其黑”者(《老子·第二十八章》)也應該是“精英”；“自知者”、“自勝者”、“強行者”、“不失其所者”、“死而不亡者”(《老子·第三十三章》)均非尋常人等，他們只能是精神、人格、觀念和行為等各個方面遠在一般人(“在上者”仍然屬于“一般人”的范疇)之上的“精英”。

　　老子對“上士”、“中士”、“下士”“聞道”后不同表現的描述(《老子·第四十一章》)是其“精英意識”最為典型的表述，說“上士”就是老子心目中的“精英”大約距事實并不太遠，“如昧”的“明道”、“如退”的“進道”、“如類”的“夷道”都是作為“精英”的“上士”所選擇的實現“道”的具體道路。如果在老子心目中所有的人都完全一樣毫無差別了，那么老子就沒有必要區別上、中、下三種“士”了。

　　許多學者對“精英”概念存在于《老子》一書中實際上早有論述，雖然他們不曾明言“精英”一詞。如陳鼓應指出老子曾對“體道之士”作過“描述”，而“體道之士”應該就是深刻體悟到了“道”的本質同時在觀念和行為上都順應了“道”的原則的少數“精英”。陳鼓應還進而指出老子“在生活態度上，和世俗價值取向的不同：世俗的人，熙熙攘攘，縱情于聲色貨利，老子則甘守淡泊，澹然無系，但求精神的提升。在這里，老子還顯示出和人群的疏離感”(22)，說明老子本人就是與尋常“人群”有所“疏離”的特立超絕之士——對這樣的人冠之以“精英”的稱謂似乎并無不當。蕭天石認為在老子的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