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系統中存在著“內自足而外無求”、“自足而足人，自覺而覺人，自救而救人，自化而化人”的“修道人”，同時指出“無身”這樣高層次精神活動的特質及奧妙處“只可與上圣上智者言，而不可望中下根人，一蹴即能契入其中也”(23)。說明蕭天石實際上承認了“精英”在老子思想系統中的存在。王淮提出在老子的思想系統中有“求道”、“修道”者的存在，并進而指出“唯修道之真人為能超拔于萬物，獨立于眾生，其精神涵蓋一切，而心靈則觀照萬物”(24)。能夠“超拔于萬物”之上的人似乎就應該歸入“精英”的范疇。

　　“圣人”是老子構建自己思想體系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概念。《老子》一書中的“圣人”大體上可分為兩類，一類是作為“道”的人格化形式的不大可能在現實中出現的特別“理想”的人，另一類則是有可能在現實社會中存在的較為“現實”的人，當然這類較為現實的“圣人”同時也具有相當的“理想”性質，因此兩者間的區別有時又是較為模糊的，所以其區別只能是“大體上”的。

　　第一類“圣人”具有“超人”般的“理想”性質，如“居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弗始也，為而弗恃也，成功而弗居也。夫唯弗居，是以弗去”(《老子·第二章》)，“居眾人之所惡，故幾于道矣”(《老子·第八章》(25))，“能有余而有以取奉于天者”(《老子·第七十七章》(26))，“執左契，而不責于人”(《老子·第七十九章》，本章采用王弼本(27))等等“圣人”便具有這樣的性質。此類不大可能在現實中具體存在的“圣人”卻是現實中人永遠的趨進目標和衡量現實中人的一切行為的最高的人格化標準，所以這類特別“理想”的“圣人”卻對現實中的一切人、特別是現實中的“侯王”和“精英”具有永恒的警示、參照和引領的作用。

　　第二類“圣人”是作為“道”的具體化內容的“自然→無為→自為”原則在現實中一定程度上落實的主導性、榜樣性和實踐性力量，“抱一，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老子·第二十二章》，本章采用王弼本)，“不上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不亂”(《老子·第三章》)，“去甚，去泰，去奢”(《老子·第二十九章》)，“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老子·第六十三章》)，“自知而不自見也，自愛而不自貴也”(《老子·第七十二章》)，“欲不欲，而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而復眾人之所過。能輔萬物之自然，而弗敢為”(《老子·第六十四章》)等等“圣人”便具有這樣的性質。這類既具有相當的“理想”性但同時又可能在現實中出現的“圣人”大體上就可以歸入“精英”的范疇。

　　二、老子之“精英”對“精神”超越升華的追求

　　徐復觀指出：“在劇烈轉變之中，如何能找到一個不變的‘常’，以作為人生的立足點，因而可以得到個人及社會的安全長久，這是老子思想最基本的動機。因此，在《老子》一書中，常用‘常’、‘長久’等字，以表示他的愿望。”(28)試圖“找到一個不變的‘常’”的人只能是“精英”，對“精英”個人而言，“作為人生立足點”的“不變的‘常’”只能被歸到內在的“精神”處而不能被歸到外在的“功業”處及與功業緊密關聯的功名利祿等“外物”處，只能把以某種恒定的價值觀為核心內容的“精神家園”的建構作為“不變的‘常’”確定的基本方式，當“不變的‘常’”大體確定之后，接受它的引領和制約便能夠有效地抗拒“外物”的誘惑，同時也能使心靈深處澄澈恬靜起來。上述這一切均以對“外物”的“超越”為關注的焦點，均與精神的充實、深化和升華密切相關，均是“精英”最能顯現其存在特質的方面(29)。

　　陳鼓應指出，老子“要人凝煉內在生命的深度(如‘虛靜’等觀念的提出，乃在于期望人們發展主體的精神空間)”(30)。能夠通過“精神”的超越升華而“發展主體的精神空間”、“凝煉內在生命的深度”的“人”絕非尋常人等，這些人可以說就是“精英”；蕭天石提出：“精神世界與物質世界，在人生修養上，老子是完全否定后者之價值，不但無益，且復害莫大焉!”(31)通過“精神”的“修養”和作為“修養”結果的“超越”而將“精神世界”與“物質世界”截然兩分，同時棄絕“外物”而直奔“精神”之類的事情只可能發生在少數“精英”的身上；王淮提出，老子人生的基本旨趣和核心追求是“世人殉‘物’，我獨求‘道’。……《莊子·天下》篇稱老聃‘澹然獨與神明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