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為‘古之博大真人’，蓋真人之所以獨異于人者，唯在其能守其‘真’而反乎‘天’也。所謂‘守真’而‘反天’者，‘食母’之謂也”(32)。能夠“獨求‘道’”、“澹然獨與神明居”的“獨異于人”的“博大真人”非“精英”莫屬，作為“求道”這一總的人生追求的具體內容的“守真”、“反天”等均是“人”的“精神”性質的努力及這種努力的結果，均指向了“精神”的恬靜、澄澈和升華，均是只有通過“精神”的感受方可感悟到的純個體、純主觀的感覺。總之，“發展主體的精神空間”、棄絕“外物”而直奔“精神”和“澹然獨與神明居”等等只能被在幽微深邃的精神世界中艱難跋涉、矻矻追求的少數“精英”所特別關注，歷盡艱辛后成功的喜悅也只能被少數“精英”所體會。

　　老子提出，“致虛極也，守靜篤也，萬物并作，吾以觀其復也。夫物云云，各復歸于其根。歸根曰靜，靜，是謂復命。復命常也，知常明也”(《老子·第十六章》)。“根”就是“道”(33)，如果將“根”與“人”更加具體地關聯起來，那么“根”就是人們、特別是“精英”安身立命的“精神”之“根本”。只有精神上“靜”了(“靜”應該主要針對外在的功名利祿)，才能“復命”，即復歸“人”(主要指“精英”)之“本真”的生命特性和生命狀態，而關注、充實和提升自我之精神，并通過這些關注等發現和投身于一種充盈著更多“精神”內容的、比追逐功名利祿更加“本真”也更為美好的生命樣式，應該是這種“復歸”最為具體和關鍵的指向。另外，《老子·第二十章》中“熙熙”之“眾人”，“昭昭”、“察察”之“俗人”泛指所有的人，“昏呵”、“悶悶”之“我”則指“獨異于人”的少數精英。“眾人”“若饗于大牢，而春登臺”般地追逐的只能是所有的人都特別熱衷的功名利祿，追逐的結果也可能“皆有余”，而“我”則因不追逐外物而“獨匱”，但這種“獨異于人”因而必然“獨匱”的存在狀態，恰恰是一種通過“修道”(34)而實現的更高層次的以精神的滿足和升華為主要目標的生命樣式。

　　老子還提出：“載營魄抱一，能毋離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滌除玄鑒，能毋疵乎?愛民治國，能毋以智乎?天門啟闔，能為雌乎?明白四達，能毋以知乎?”(《老子·第十章》)此章的主語被省略，如果認為省略掉的主語是較為現實的“圣人”——即“精英”恐怕問題不大，因為“抱一”、“專氣”是一種高層次的精神修養活動，在上者和普通民眾與這種活動均不大可能發生關聯。從反面表達的“滌除玄鑒”、“毋以智”、“毋以知”均為對“小聰明”式的智力活動的否定，同時也是對“大智慧”型的精神活動的肯定(35)，這些“大智慧”型的活動均指向了內在之“精神”而非外在的“外物”，因而最終只能與以特別關注“精神”活動、“精神”感受和“精神”升華為核心特質的“精英”發生密切的關聯。徐復觀對《老子》的這段內容是這樣認識的：“摒除了心知作用，而專聽任生理本能的自然生活，老子稱之為‘專氣致柔’。‘專氣’，是專于聽任氣，氣指的是純生理的本能。‘專’是指無氣以外的東西的滲入，亦即無心知作用的滲入。‘專氣致柔’，正與‘心使氣曰強’的話，相對而言。只是聽任生理本能的自然，而不受心知的影響，此時生活的態度，是‘柔’的。因為既沒有心知在中間計較、競爭、追逐，即不會與他人發生抗拒迕觸的情形。這種純生理的混渾態度，老子比之為嬰兒、赤子或愚人。”(36)真樸的嬰兒、赤子、愚人應該是老子對焦思苦慮地追名逐利的批判和否棄的人格化表達，但在批判和否棄之后之上，還需挺立起更“高”的建構性、肯定性的人格指向，這種挺立需要通過人的精神的澄澈和升華來實現，這自然與“精英”的人格特質和人生特點相一致。所以“抱一”及與其密切相關的“歸根”、“復命”、“知常”、“歸樸”等等就不能僅僅指向人們的“生理本能”，就像“回歸”肯定要有明確的、實實在在的內容和指向，這些內容和指向總不大可能僅僅屬于“生理本能”的范疇，它們理應具有比“生理本能”“高”得多的精神性因素。徐復觀對老子的理解之所以會出現上述“問題”，也許與其對老子“精英意識”的忽略不無關系。

　　《老子·第二十六章》中提出：“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其輜重。雖有營觀，燕處則超若。”這里的“根”、“君”和“輜重&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