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批判上。老子提出“人之饑也，以其取食稅之多也，是以饑。百姓之不治也，以其上有以為也，是以不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也，是以輕死”(《老子·第七十五章》)。老子的這一論斷切中了古今中外最為基本、最為普遍、最為恒久的政治問題的要害，從古至今似乎再沒有其他人能夠像老子這樣對實際政治的根本性問題把握得如此準確和深刻。老子之所以能夠一針見血地指明問題的實質和要害，與其“立場”的更加明確和堅定密切相關。王蒙曾經指出老子以“天之道”為參照對“損不足以奉有余”的“人之道”的“批判”“太嚴厲了，幾乎是反剝削、反壓迫的同義語”，如果不是堅定地站在民眾的立場上，對在上者意志主導下的具有普遍性質的“人之道”的批判就不會這樣振聾發聵且透入骨髓，同時也不會對作為“人之道”的主導者和最大受益者的“強梁者”滿腔悲憤地“很重、很直白、很露骨也很強烈”地發出“不得其死”的“詛咒”(50)。如果不是堅定地站在民眾的立場上，同時在內心深處充滿著對尋常民眾非同尋常的至性深情，斷斷說不出“若民恒且不畏死，奈何以殺懼之也”(《老子·第七十四章》)這樣決絕的話來。

　　在各諸侯國為實現廣土眾民、富國強兵、一統天下的目標而頻繁發動戰爭的春秋戰國之際，老子提出了自己“絕對反戰”(51)的主張。老子的“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強于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居，楚棘生之”(《老子·第三十章》)，“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裕(‘裕’即‘道’(52))者弗居。……兵者非君子之器也，兵者不祥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勿美也，若美之，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殺人眾，以悲哀之。戰勝，以喪禮處之”(《老子·第三十一章》)等等，均是在戰事劇烈的春秋戰國之際對戰爭否棄的最到位、最有力、最能切中要害的話語，因而是反戰的最強音。正如陳榮捷所言，“他思想之激烈，批評之嚴厲，是我國思想史上所未有的。他說‘戰勝以喪禮處之’，實際上比孟子說‘善戰者服上刑’更是悲痛”(53)。老子之所以能夠發出這樣的批判聲音，與其對成為戰爭的工具截然相反的“自然”——因而“本真”(“自為”而非“他為”又是“自然”和“本真”最為具體和核心的內容)的“人”的存在方式的熱切向往和矻矻追求密切相關。這同時能夠說明老子解構性質的批判是以建構性的“人之自為”為基礎和參照的，這就使老子的批判更能切中要害，也更具建設性。

　　在戰爭頻仍的時代卻絕對反戰，同時堅定不移地強調“人”和“人之自為”的價值(“自為之人”才是嚴格意義上的“人”)，表明老子把對“人”的尊重和關愛這樣具有恒久和絕對性質的價值置于了廣土眾民、富國強兵這樣暫時性的價值之上，這當然突出體現了老子的民眾立場，這種民眾立場同時也是其“精英意識”的充分展現。反之如欲使戰爭正常進行并最終取得勝利，就必須賤化“人”和“人”的生命，必須把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轉化/異化為一臺強大的戰爭機器上的微不足道的小小零件，轉化/異化為實現在上者所確定的某個“偉大目標”的工具和手段。

　　始終不渝地強調“人之自為”突出體現了“精英”的民眾立場，而普通民眾“自為”的根本前提，則是在抑高舉下的“天之道”的參照和引領下極力貶抑在上者，努力使人們認識到不存在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圣賢。既然不存在全知全能的圣賢，那么在上者自己主動自覺地“無為”而任民眾“自為”、甚至任“不善者”“自為”才是最為明智的選擇，也只有這樣方能最終“得善”。

　　老子認為作為萬物之母的“道”尚刻意向“下”且以此來使“萬物歸宗”(54)，對天地萬物的出生長養起了關鍵作用的“道”尚且謙退低調，它客觀作用極“大”卻刻意使自己以“小”為歸趨(55)，那么以“道”為依歸、相對“道”微不足道的“人”(老子講“道”、“天地”、“自然”等，最終還是在講“人”)當然應主動自覺地努力向“下”，努力趨向“小”、“賤”、“雌”和“弱”(56)，并以此贏得他人的認同(57)。也只有在上者謙退低調，努力向“下”，努力趨向“小”、“賤”、“雌”和“弱”了，普通民眾才有了“自為”的余地和可能。

　　老子不僅把尋常“侯王”等往低處拉，也把少數“精英”往低處拉，以使“精英”更加謙退低調(58)。如《老子·第二十二章》(本章采用王弼本)強調的是“圣人”的謙退低調即是其“抱一”的具體表現，“抱一”最終就能夠“為天下式”，即通過自我貶抑來修養自己，同時榜樣天下，這也是“鎮”和“輔”的具體方式和進路；《老子·第十五章》的主調是“精英”的猶猶豫豫、小心謹慎、謙退低調；《老子·第二十八章》的主旨也是“精英”的謙退低調，&ld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