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o;精英”知道自己的“雄強”，自己的非凡，但卻看淡自己“雄”的一面，而看重自己“雌”的一面并主動自覺地凸顯這一面。這同時也說明不以“雌”為約束和規定的“雄”不是正面之德性，而更重視更趨向“雌”，方能最終歸向“樸”；《老子·第二十九章》的“物或行或隨，或噓或吹，或強或羸，或培或墮。是以圣人去甚，去泰，去奢”，既針對“在上者”而言，也針對少數“精英”而言。它既有自我修養的內容，也有以“因循人性”(59)為重要環節的無為而治、任人自為之義，其基本指向是在上者和“精英”在謙退低調的基礎上貶抑自己、抬升民眾。如果能夠切實地“因循人性”，尊重人之“本然”，就不可能要求民眾“為國獻身”，使民眾成為富國強兵的工具和手段了。

　　老子提出“太上，下知有之”(《老子·第十七章》)，即“謂最好之世，下民僅知有一君之名目而已，意謂過此以外，即無所知也。蓋老子之意，以為至德之世，無事無為，清靜自化。君民之間，除僅相知以外，毫不發生其他關系。古代所謂‘帝力何有于我’，《老子·第八十章》所謂‘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皆指此種境界而言，此即老子‘圣人之治’也”(60)。只有真正站在民眾的立場上，才能把“下知有之”看作是最為“理想”的“太上”狀態，而一切在上者肯定不會滿足于“下知有之”，他們至少會追求“親而譽之”——當然使民“畏之”則更好，因此一切追求以各種方式(包括要求在上者率先“親民”)來使民眾對在上者“親而譽之”的人，均程度不同地站在了統治者的立場上。《老子·第六十三章》的“圖難乎其易也，為大乎其細也”，“即下章所謂‘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亦即《老子·第三章》所謂‘不尚賢，使民不爭’”(61)，這些內容與《老子·第六十章》“治大國若烹小鮮”的主旨完全一致，它們強調的是良好政治的出現不需要、甚至力戒“史詩”般的舉措，不需要、甚至力戒“宏大敘事”式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模式。這也說明一個政權、一個統治者“不做什么”，在其治下“沒有發生過”什么大規模的人為災難而非成就過什么豐功偉業，是這個政權、這個統治者相對還比較清明的最為重要的判斷標準，正如中國歷史上為數不多的太平盛世恰恰是沒有發生過巨大的人為災難而非成就了了不起的豐功偉業的時代，反之雄才大略的帝王建立起豐功偉業的時代往往是民眾活得最不像“人”且很難活下去的時代。老子顯然主張應把政治搞簡單而非搞復雜，搞容易而非搞艱難，在老子看來，一旦熱衷于“史詩般”的建構，一旦預設必須克服各式各樣的重大困難方能贏得光明的未來，就必然要勞苦和折騰民眾了，就必然要把民眾作為實現某個“偉大目標”的工具和手段了，所以老子上述平淡無奇但卻切中要害的政治主張是以民眾立場為支撐的，正如以“人之自為”為歸宿的“無為”也體現出了鮮明的民眾立場。

　　蔣錫昌認為：“小邦寡民”一章“乃老子自言其理想國之治績也。蓋老子治國，以‘無為’為唯一之政策，以人人能‘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為最后之目的；其政策固消極，其目的則積極。曰‘甘其食’，曰‘美其服’；曰‘安其居’，曰‘樂其俗’；此四事者，吾人初視之，若甚平常，而毫無奇異高深之可言。然時無論古今，地無論東西，凡屬賢明之君主，有名之政治家，其日夜所勞心焦思而欲求之者，孰不為此四者乎?”(62)筆者尚欲補充的是：只有在上者“消極”了，普通民眾方能“積極”地“自為”(63)，因此在上者的“消極”，就是結果最好因而最為“積極”的施政原則和政策導向，這大約就是老子“反者道之動”式的“辯證”。另外，“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既是對在上者的要求，也是對普通民眾的要求。就老子對在上者和民眾都提出要求的一面來看，其“精英”色彩十分濃重；就老子的要求最終對普通民眾最為有利的一面來看，其“民眾立場”則十分突出，這種“民眾立場”同時也是“精英”特質的充分體現。

　　有事實依據的“小邦寡民”之世(64)一去不復返了，正如“樸”必然要“散”為“器”一樣(65)，面對這種現實人們雖無可奈何，但現實中人仍應力爭向“未散”之前的“樸”——即“道”處回歸，“回歸”的基本指向是實現“人”的“本真自我”，而實現“人”之“本真自我”的原則和方式則是在上者無為前提下的人人自為。所有“人”都“自為”了(老子的“自為”主要是針對普通民眾而言)，“圣人”的職責和使命也就實現了，“圣人”就算依從和回歸“道”了，這就使得“圣人”的存在很“虛”而“自為”之“人”的存在很“實”，這也體現了老子以主動自覺地抬升民眾同時貶抑在上者乃至“精英”為核心內容的民眾立場。

　　在貶抑在上者乃至“精英&rdq